【系列散文集】孤帆远影

《孤帆远影》系列散文之四

故土情怀

●感受孤寂

●马死落地行

●两盒粉笔

●突发事件

●惊魂夜森林

●阿快乐的苦旅

●镬铲官叔

●扁担影院

感受孤寂

山变高了，水变瘦了，路变陡了……当兵离家四年，家乡魂系梦萦；一朝复员还乡，家乡如此丑陋。

人们都赞美家乡，但1973年初，当我背着并不沉重的行囊，踏上家乡的山路，心情和脚步是如此沉重。这就是我梦中千回百转的家乡么？大队仍然未通公路，从相邻的石屏大队溯北梭河回乡，那条小土路还是坎坷不平；而从大队回家，八里小山路依旧石头嶙峋，而且好像四年间真的长高了许多，每走一步都必须抬脚三十公分以上，一不留神脚趾就被石头“亲吻”。抬眼四望，大山陡峭，仿佛一齐向你挤压下来，让你喘不过气来。和我一起入伍一起复员的战友都有如此感受。

人的感受，特别是对家乡的感受，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存在的反映。解放二十多年，更多体现的是政治上的解放，经济建设在家乡未见得有多大成果，那个年代的家乡确实闭塞、贫穷、落后，自然环境恶劣；另一个残酷的客观存在是，从我们这一批复员兵开始，实行从哪里来回那里去的政策，国家不再安排工作。一想到将被世界抛弃和遗忘在如此偏远的穷山恶水间，劳作生存一辈子，谁的心情能好起来？谁还会觉得家乡美丽可爱？

离家四年有余，回乡春节将临，但我没有与家人团聚的喜悦，也没有年轻人过年的欢乐。家里粮食将罄，肚子都填不饱，我剩下的那几十元复员费买盐都不咸，何谈年节气氛！物质的匮乏固然难有好心情，然而最刻骨铭心最难以忍受的，是过惯了火热的部队生活，一旦离开军营回到大山窝，那种与世隔绝的无边的孤寂落寞。

家居名副其实的大山窝，放眼所及只有三座农舍五户人人家，这是我当兵前的生产队；现在已合并起大生产队，有二、三十户一百多人，但分散在几平方公里的几条山沟里。生产队开工聚到一起，收工后忙家里家外地头地尾，连温饱都解决不了，山民们绝无串门的闲情逸致，更无聊天的雅兴习惯，很难找个跟你说话的人。山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，甚至还没有通电，置身其中你会觉得飘零世外孤岛，完全与世隔绝。白天或可偶闻鸡鸣狗吠，夜晚的山村则黑咕隆咚一片死寂，疲乏的山民们塞塞肚子便早早睡去。偶尔出去想找一起复员的战友聊聊天，但各有自己的一摊事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不好多去打扰，看来他们都比我适应得快过渡得好。

在回乡最初的日子里，白天我爬上屋后山顶，独对苍茫群山发呆。洒泪离别军营的情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，我怀念军营思念战友。工程兵“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”，我们盖起座座楼房，自己住的却是简陋的临时营房，我复员时全连住在油毡纸工棚，冬若冰窖夏似火炉，但营房里永远充满青春活力。全连战友来自七个省区六个民族，南北文化在连队交融，民族风情在连队展示，广东兵的精明，广西兵的厚道，山东兵的豪爽，湖南兵的辛辣，江西兵的实在，贵州兵的慧黠，四川兵的圆滑，让我们开阔了视野，增加了见识，增长了才干。竹竿连长和冬瓜指导员都是山东籍，可以把你训得哭鼻子抹眼泪，但训完了又跟你称兄道弟不失山东人的豪爽。仿佛这些还是昨天的事，一愣神都已随风飘去，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。未来的人生道路如何走？有时豪情万丈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刚满二十岁，如果允许的话再当一次兵也不超龄；但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，没有任何可指点迷津的亲朋戚友，更多的时候是悲观失落。夜晚就着如豆油灯，看着从部队带回来的几本小说，累了就爬在窗口看着远方大田顶黑黝黝的剪影，熬着漫漫长夜，等待着从大田顶后面升起的旭日，给群山带来黎明的曙光。

人是群居动物，只有融入社会才能生存进步。身居闹市短暂独处可能是一种享受，而长期置身封闭孤寂则是一种痛苦。这段刻骨铭心的感受带来人生思索，对我以后投身家乡建设，进而走出大山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剂。

马死落地行

人生要经历许多命运安排的转折，要生存就要面对和接受命运安排，脚踏实地顺应人生转折。在我的人生旅途中，最难忘的是由士兵向农民的转换。

文革动乱，百废待兴，各行各业急需补充新生力量，1970年前后的复退军人都安排了工作，最差的也安排进了农场。1973年初我从部队复员，回乡才知道，从这年开始国家对复员兵的安置政策有重大改变。当时社会上什么说法都有，最难听的是说我们是林彪的兵，政治上不可靠不能安排工作。这当然是扯谈，可以一笑置之。不管是谁的兵，回归农村当农民才是残酷的事实，一起复员的战友谁也笑不起来。

马死落地行，鞋烂光脚走，笑不起来也得活人。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许多人都在大山里生存，我总不能因此而上山跳崖或找棵歪脖子树上吊。经过一段苦闷彷徨，我从失落孤寂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从对军旅生活的追忆回到现实的地面，开始走出家门，走进劳动集体。

从此，生产队的劳动行列多了一个不合格的农民：褪色的军装，白净的肌肤，特别是生疏的技艺，与周围的山民很不协调。农活虽然是简单劳动，我又是大山的子孙，但此前读书当兵，很少干过农活，除了小时候偶然放过牛砍过柴，入伍前短期接触过农事，基本未切身体验过山民肩挑手刨土里觅食的艰辛，我农民生涯之初的痛苦和狼狈可想而知。

别的不说，第一次光脚下地就够“惨烈”的了。

当兵几年来从未光过脚板接触地面，知道自己的脚虽不骄生但已惯养，然而第一次光脚下地的痛苦和狼狈，仍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

记得是那年春节后生产队第一次开工，也是我复员后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，上山种药材。山是我家背后的双塔石顶，工地就在山顶一侧，从我家上去有一公里多，山路十分陡峭险峻。中午上山前，母亲说你不惯脱鞋可以穿着鞋去，我想做了农民哪有不脱鞋的道理，于是扒光鞋袜卷高裤腿扛起锄头跟着父母出了门。

天气很好，阳光普照，光着脚也不觉冷，只是沙石有点硌脚，爬山爬得小心翼翼。心情随着步步登高视野开阔而变得开朗靓丽，我为自己终于迈出务农的第一步而高兴。爬上二三百米，渐渐觉得不大对劲，脚底开始生痛，火辣辣的脚板不愿意着地，我开始掉队。肩上的锄头早已放下来当拐杖用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试探着找路边有草的地方落脚，感觉好舒服好舒服，但有草的路边实在太少，要上去还要咬牙踩在粗沙幼石的路面。终于捱完三分之二的路程，看得见工地了，大伙已经在挥锄开工，男女老幼大呼小叫好不热闹。临近工地二三百米没了路，遍地长满了“蒗居草”，蒗居头钢针般尖硬锐利，叫人不敢探脚。我用手中锄做开路工具，拨压刨挖，披荆斩棘，步步为营，蜗牛般行进。工地上的男女老幼全停下手中活看稀奇，开始以为我在寻找什么，当弄清楚怎么回事后，全都向我投来复杂的眼光，发出阵阵友好或不太友好的笑声，看着我狼狈不堪地挪完最后一百米到达工地。

傍晚收工时，腹空口干脚底痛，全身发软不想动，大伙一窝蜂下了山，我疲惫不堪地坐在山顶地边歇气。背后是鬼斧神工般的双塔石，一块十几平方米的椭圆形石头叠在另一块巨石上面。夕阳西挂小半空，群山满目尽苍翠，脚边的芒草绿得可爱，有草芽尖从根旁悄然冒出。南国的春天已经向人间报到，我心好像仍留在北国寒冬。一天来的甜酸苦辣，又令我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军营生活，想象着若在部队此刻应是晚饭时分，晚饭后准备干什么。但纵有千情百结，也不可能回到逝去的岁月远去的军营，我的命运之舟已经驶入如海群山，还是磨硬自己的脚板，走好脚下的路吧！

太阳已经下山，我也该下山了。想不到上山不易下山更难，山路太陡，脚底痛得难受，我已无力单腿支撑身体往下迈步，只好一手拖着锄头，一手抓住路边野草，蹲着一步一步挪下山，两里多下山路我居然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天黑好一会我才到家。进家门时，父母急得正准备上山去找我，以为我在山上遭遇不测，虚惊一场。以后几个月，我咬牙坚持磨脚板压肩头学犁耙，努力把自己改造成合格的山村农民。

两年多后1975年8月的一天，我再次登临双塔石，看到当年的药材地已是芳草萋萋，周边松林飞来的松籽长出了尺许高的小松苗，回想当初光脚上山的情景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我坐在双塔石旁松树林边的草地上，给粤东的一位同学回了一封长信，抒发人生的感悟。那时我已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。

两盒粉笔

我来到溪边引水灌田，准备耙田整田。这些没有冬种的田块已犁起晒冬，要灌水耙平沤制一段时日再插秧。

生产队长找到我，拉我在田埂上坐了下来，说要和我商量点事。这是1973年3月，大约是中旬，春插备耕时节，我从部队复员两个月，参加队里劳动才一个月。

原来是队里准备办个耕读班，让未入学的孩子有个家长放心的去处，苦于没合适人选至今未办成。原计划等队里一个高中生6月毕业再办，见我回来了想让我来办。问了问情况，队长说万事俱备只欠先生，于是我答应“顶档”，条件是高中生回来要接手。我跟队长去看课室，是以前的一个小队部，孤立于田垌中间，合并大生产队后已废弃，离我家有五六里路。屋前有个晒场供学生活动，室内挂着蜘蛛网落满灰尘，一块已经泛白的旧黑板，两排大食堂时的破桌烂凳。

所谓耕读班，顾名思义是半耕半读，每天只上午上课，先生只作出勤记工，并无额外报酬，下午还要参加队里出工。没有课本，字簿自备。准备开学了才突然发现：并非万事俱备，还没有粉笔呢！队里一分钱也没有，我只好自掏腰包，托人买回一块黑板擦和一白一彩两盒粉笔。

本先生开始走马上任。有十一二个孩子，个个都是鼻涕虫。其中有的已经过了入学年龄，因为家贫没法入学，家长还指望以大带小帮家里一把，我便允许大的带着小的上学。于是课室里便出现这样的景观：背上背着一个更小的，两个中间夹坐一个更小的，脚边地上爬着一个更小的。反正当的是“孩子王”，我把教学定位在幼儿园至学前班之间，认认字数数数画画画唱唱歌，多三五个更小的，下延至托儿所也无所谓。

山里孩子没见过世面，看见一位着旧军装的老师站在讲台上，开始都挺怕我。多两天混熟了，渐渐地觉得老师也不怎么凶，孩子开始接近我。从八点到十点，一般安排三节课，每节课半小时，课间休息十五分钟左右。那天课间休息，一个绰号“赖尿四”的孩子走近讲台，眼定定看着两个粉笔盒，其他孩子也跟着围上来看。原来他们没见过粉笔，对这种能在黑板上写字的东西很好奇。

赖尿四问：“老师，粉笔是什么做的？”

他对我的回答疑惑不解，指着那盒彩色粉笔问：“石灰是白的，怎么这一盒不是白的，有几种颜色呢？”

我问他：“你身上的衣服是什么做的知道吗？”

赖尿四眨眨眼睛看屋顶。另一个孩子回答：“是棉纱。”

“很好。那棉纱又是什么做的呢？”

这次赖尿四抢着答：“是棉花！”

“棉花是白色的，你的衣服为什么是蓝色的呢？”

“哦，我知道啦，是白粉笔染成彩色的！”

那时我们那里还有山民自织麻布染成蓝色，或做蚊帐或做衣衫，我记得赖尿四母亲就着过蓝色麻布衫。能由染布联想到染粉笔，这孩子真不错。我夸奖他肯动脑筋，他得意地把两筒鼻涕抽吸得嘶嘶作响。

一次课间，我出外面晒场活动一下。忽有孩子来“举报”： 赖尿四偷粉笔！

这可是“大案要案”，偷风一长，我那两盒粉笔非被玩完不可。赖尿四坐在座位上，左手抠桌面右手插衣袋。我来到他跟前看着他，乍得他低了头红了脸。不一会儿，他慢慢地抽出右手，把那根沾满了手汗的***笔递给我，嗫嚅着说：“我……想试试粉笔……”

我愣了一两分钟，心底泛起一股酸楚。这小小的愿望多么可怜，我贫穷的小山村，我可怜的小弟妹！

我做了一个决定：让孩子们玩一次粉笔。接下来的那节课，我讲了这两盒粉笔的来历，讲了节约粉笔的意义。然后宣布：每人发两支粉笔，一支白色一支彩色，这节课我在下面当学生，大家上来当老师，在黑板上写字画画干什么都行。用不完的粉笔归自己，可以带回家找块木板写字画画，但不准到处乱涂乱画。我把黑板划分成两排方格，让孩子们把凳子搬上来站上去，高的用上面一排，矮的用下面一排，每人一格，下课时要评比“作品”，看谁的字写得好，画画得靓。孩子们欢呼雀跃，这节课上得很开心。

以后再没有孩子偷过粉笔，那两盒粉笔放在讲台上一直安然无恙，连粉笔头也没丢过，我和孩子相处得也很愉快。6月份我被大队抽去参加路线教育运动，还剩小半盒粉笔留给接手的高中生。

突发事件

大傻自杀来得很突然，用时下说法属“突发事件”。

那是1973年8、9月间，我在大队路线教育工作队做事。作为路线教育的一种形式，当时大队还搞了个文艺宣传队，晚上排练演出，我是编剧、导演兼负责人之一，头衔很吓人，样子也挺忙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都是一些令人喷饭的“小儿科”。路线教育说得更吓人，说是解决农村贯彻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问题。有时也学学“最高最新指示”，找“五类分子”开开会什么的，但这样“务虚”的时候不多，谁也不大当真；多是跟着大队干部今天上田头拨鸡毛，明日下地尾剥蒜皮，全是芝麻绿豆烂事。为了显出路线教育的重要，也免不了把老鼠当考虑打，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。

大傻便是被当作老虎打的老鼠。人如绰号，大傻长得牛高马大，肥头大耳，翻着两扇厚厚的嘴唇，一副老老实实的长相，一派傻傻乎乎的举止。但据说骨子里却不老实，家境不好，小偷小摸，三十几了还讨不上老婆，跟着个半傻不傻的妇女有点说不清。根据群众反映，工作队找大傻办班审查，那天我也在场。我从部队回来不久，没接触过甚至不认得大傻，看他的样子我还真不相信大傻有这等“本事”；就算有也是鸡毛蒜皮，内部矛盾。但当时却不得了，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了，似乎大傻罪行累累，十恶不赦。

大傻却一个下午不承认有那些烂事。因为我不是“主审官”，只是“陪审员”，离家最远，好像晚上要到大队部编节目什么的，下午五点左右，我便先回家吃晚饭去了。想不到正因为我只是“陪审员”，在事件发生前奏处于超脱状态，事件发生后竟置身风暴中心。

晚上七眯大几，天还没完全黑下来，我来到大队部隔河相望的石板坡，发现对面的大队部气氛异样。赶到大队部古头厅房，看见大傻脸色乌黑，直挺挺躲在一张席子上。门口有人告诉我：大傻食大茶药自杀，抢救无效身亡！

上到二楼办公室，大队干部和工作队员都已先我集中，还有大队信用社的老陈。只有我因家太远没法通知，对近三个钟头的事态发展一无所知。

原来下午我走后，他们继续审问没有结果，经请示公社保卫组，将大傻隔离审查，不准他回家。将近六点大家要回家吃饭，便交待信用社的老陈看着他，做饭时捎带做他的那份饭。老陈把他带回西头的厨房，要他帮手烧火。饭煲开了不见了大傻，老陈忙着洗菜做菜，从窗口瞄见他在外头路边，料他不会走远，便不大在意。一会大傻回来，到水缸跟前拿勺舀水喝。老陈说饭开了有米汤不要喝生水，大傻只顾喝水不吭声，喝完就出了厨房外的厅房，一会就倒在地上摁着肚子翻滚呻吟。老陈忙丢下镬铲出去问他怎么啦，大傻说吃了大茶药，吓得老陈冲出门去叫人假定赤脚医生抢救，但已无济于事。大茶药是一种毒性很大的藤科植物，农村常有人服食自杀。看来大傻早就留意路边有棵大茶药，而且下了必死的决心，不留任何抢救的余地。因为据说吞服大茶药后，如喝下生水肠子即烂，无法抢救，必死无疑，看来大傻清楚这一点。

办公室里气氛沉闷，都是首次遇到这种事，大家有点发傻。书记说已报告公社保卫组，公社研究后指示：天气炎热，大队部重地不能长久停尸，通知家属速来处理后事；如果明天下午还不来，就叫几个“五类分子”来处理掉，处理后要防止家属来闹事。书记说，后天公社要开三级干部会，会议三天，明天报到，现在研究一下留谁处理这件事。我一听就知不妙：这事跑不了我。本来大家就想开溜，一个开会通知，瞌睡遇上枕头，此时不溜待何时！

果然，大家商量过似的众口一词：你刚复员，没有农村的恩恩怨怨；你是党员，大家相信你；不是大队干部，处事更好说话……我无话可说，只能临危受命，但我有两个要求：书记在公社遥控指挥，不能丢下我不管；得有人供我调遣，不能让我光棍一条。当时大队办了个木工厂，就在大队部附近的河边，我看中的是那里年轻力壮的基干民兵。厂长很快被召来，被告知这几天厂里民兵归我指挥。

当晚大队部便溜个精光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好在有平时也要守钱柜的老陈作伴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一星期没离开过大队部，也没合眼睡过囫囵觉。

一夜无事。第二天也很平静，上午召集民兵开会布置任务，下午派人催促家属仍未来人。越是平静越令人不安，暴风雨正在积蓄能量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扑面而来。晚上向书记和保卫组汇报，书记电话里指示：按保卫组原来指示处理。大傻当夜被席子一卷，埋在大队部背后山上。

第三天下午，暴风雨终于横扫而来，比预料的更猛烈。家属大军不但有本地的，还有外出工作专程归来的，他们又哭又闹，扛来一副棺材，横放在大队部门口。按原定方案，十几个民兵在楼下维持秩序，我自己在楼上做家属代表的工作，默默承受这场暴风雨的“洗礼”。静听他们哭骂闹够以后，我讲了事件发生的经过，对他们表示充分的同情和理解，按预先设想好的“怀柔”思路，尽力化解他们的激动情绪。好在本乡本土，家属中有我认识的同龄人，便于沟通。他们认为大傻是被迫害致死，就算自杀也是被冤枉想不开才自杀，但也知道整个事件和我关系不深，我只是被推到幕前的小卒，因而没有过多为难我，除了横放棺材没有更多过激行为。

傍晚时分家属离去，我送他们下楼，发现那副原木白茬棺材已被民兵移离门口，但还不肯搬走。当晚民兵将棺材移到几十米开外的河边，几天后家属才将它搬走。

按保卫组的指示，我当晚开始组织民兵巡夜守坟以防万一。每隔两个小时上山巡查一次，风雨无阻，坚持一周没发现什么动静才取消巡夜，一场风波终告结束。

眼花了

惊魂夜森林

儿时跟做木工的父亲进山玩，我上过大田顶。1973年11月，我再次登上大田顶。当时从全公社抽调十余人，参加广东省732电视转播台公路测量工作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测量有专业技术人员，我们做一些辅助性工作，说白了是民工。但当时我们全抱“主人翁”的态度，工作很投入。

测量队以半山腰山心茶场为营地，分成两个组。一个上山组，负责茶场至山顶公路终点；一个下山组，负责茶场至河尾村与林场公路衔接。我在上山组。这个组的任务显然更繁重，一是负责大半路段，二是山体险峻，荆棘满山，荒草蔽日，所选线路全无路径可寻。

由于上下山艰难，每天只能吃两顿。工作量很大，能量消耗也大，吃过早饭上山，每天直忙到下午四五点才下山吃晚饭，常把大家饿得头晕眼花。山上太陡峭太荒凉，每次上下山、每测量一次都是一场战斗，都必须披荆斩棘，组里那把锄头就显得特别重要，开路和标记都离不开它。不想它不堪重负，在任务过半时断了把，引出我在原始森林的一次历险。

大田顶植被由高山草地和原始次生林交错分布。在将建公路的西侧，茶场往下是松杉群落，往上是杂树荆棘，，山顶大部是草地，不大长树，但临顶的悬崖下有一个巨大的凹窝，十分陡峭，长满了杂树。天气睛好时，从我家门前可以遥望这片黑幽幽的森林，但我从未涉足甚至没接近过。它究竟有多大？内里环境什么样？有点神秘。

那时测量进行了二十天左右，已经到达那片神秘森林右下方，大约再绕两三公里就可到达山顶，下午那把锄头不慎挖断了把。收工时其他人下山了，我便带着把砍刀，和一个同伴爬上一段峭壁，进入那片森林砍锄把，也想顺便砍多两把带回家去用。那时还没有自然保护区一说，木林里杂树有的是，想必是手到砍来，不费工夫。

还不到五点钟，天气也不错，天上有云但远处有阳光。实在太累了，爬上峭壁时我们在林边休息了一会，欣赏远方夕照群山的风景。一进入林中，我们就傻了眼：偌大林子里，不知名的杂树挤挤挨挨，杂树们谁也不想矮谁一头，否则就失去阳光雨露，因而长得十分挺拔，都在七八米甚至更高。空中树冠相连，遮天蔽日，仿若进入了夜晚；地上藤蔓相缠，落叶层叠，叫你落不了脚。我们在靠林边的地方看了看，都不是锄把的好料，得之粗细失之弯直，取了弯直嫌其粗细，挑挑拣拣寻寻觅觅犹犹豫豫，老是下不了砍刀。

既然进来了，总不能空手而归，于是我们分头钻进林间，想寻找理想点的锄把料。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，从林隙往外看，远山已没了阳光，天地灰蒙混沌一片。越往林子里走越黑，已看不大清十米外的树木。林间阴风阵阵，落叶沙沙作响，似有无数蛇鼠混战，气氛阴森恐怖。我不由得喊了两声同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传来无数声发问和应答。不能再找了，随便砍一棵吧！谁知我砍一刀林间便有无数砍树声，我以为同伴也在砍，于是又喊两声，又传来无数声发问和应答。

我是无神论者，不相信山鬼之类的传说，但在如此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，也不由得毛骨悚然。六十年代初大田顶一带还发现虎迹，已十多年没听说过有老虎，但在深山野林会不会有其它猛兽？骤然觉得冷汗涟涟。

我不敢再想，赶紧把树砍断，谁知树却岿然不倒。原来树冠相连藤蔓缠绕，我丢下砍刀用双手拉，拼尽全力拉了好一会也不倒。这时夜幕已完全笼罩森林，三米外的树已看不清楚。肚空人乏，浑身无力，我决定放弃。从地上捡走砍刀时，我灵机一动：真是人头猪脑，我要的是锄把，拉下整棵树干嘛？于是挥刀从齐肩高的树身猛力砍断，让大半棵树吊在半空中，扛起那根锄把料赶紧撤退。

刚走出几步远，我就被树叶滑倒，顺着陡峭的山体狠狠摔在一棵树头上，擦伤了手的腿。我用砍刀当拐杖，一步步往外挪，仍然免不了再摔两跤。爬出林子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我长吐一口气。这座山我已爬了二十天，虽然是在夜间，下山对于依然穿着旧军装的我已不成问题，忐忑不安的是不知同伴怎么了。

回到营地，知道那个同伴比我灵活，他三转两转出了林子，喊了我两声没见回答，以为我已先走，见天色向晚便下了山，已先我一小时回到营地。其实在林子外喊话，在密密匝匝的林子里根本听不见。

公路测量在元旦前完成，1974年1月转上施工。公路开通后，我曾多次登临大田顶，但至今没再进过那片森林。风风雨雨三十年，在人流量日益增加的今天，不知它是否依然完好无损。那里已纳入大雾岭自然保护区，但愿它能保持让我“惊魂”的原始状态。

快乐的苦旅

“天有井大”的寓言让人喷饭之余，也让我很替那只井中蛙抱不平。因为没有人告诉它天有多大，更没有人帮它跳出井口看看天有多大，让它蒙羞受辱，遗笑社会。

我也曾做过“井中蛙”，闹过“天有井大”的笑话。

文革初期的冲击波把我们扫进了“井底”，造就了无知而又狂妄的一代，自己胸无点墨却要去解放全人类。知识分子被批斗，大学生去务农，“读书无用”肆虐我们的思想意识。1968年我初中毕业时有高中也不读，一门心思去当兵。因为只有兵大哥最“威”，能去当兵给个大学也不换，更别说高中了。当兵保卫祖国当然没错，动乱年代没有钢铁长城不堪想象，但在脱下军装后检讨自己当兵的“副动机”那种只有当兵才是唯一出路的意识，却是变种的“井底蛙”的眼光。

凡夫俗子，年幼无知，阅历限制，我们无法透过暂时的社会现象看到社会的本质，看到社会发展潮流。但还是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思想意识，先是大学恢复招生，后是复员不安排工作，我在“现实”中逐渐“长大”，开始检讨自己的认识，思索未来的人生之路。

1973年初我复员在家的那段日子，在苦闷迷茫之后，有两个人的形象常闪现脑海。那是我当兵“支左”时认识并感动过我的同辈人，我曾在散文《老罗和小许》里写过他们。同处动乱岁月，他们“任尔东南西北风，坚持读书必有用”的精神，此时明灯般高悬“井口”外天空，引得我这卧睡“井底”多年的陋蛙跃跃欲试；还是要读书，要有知识，有一技之长才能立足社会。我曾和一起复员的战友聊到，如果这个世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专业技艺操练得炉火纯青。

复员回乡不久，我接受队里安排教生产队的耕读班，有时泡泡大队小学，请教之余聊天解闷。一次偶然发现一位老师有文革前的中学课本，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：自学中学课程，于是到处搜索凑借了一套文革前的初高中课本，从此几乎夜夜孤灯，开始我大约一年半的自学苦旅。

首先苦在环境条件。白天没有多少时间，晚上照明则成问题，大山里那时没电，煤油灯也不敢点大灯，只能点省油的小灯。其次苦在基础差。我这个初中生是冒牌货，其实只读完初一便遭遇文革，学过的知识时隔几年也忘得精光，为了解决知识系统衔接，只能从初一开始自学。再次苦在无人辅导。大队小学有个师范毕业的老师，但从我家到小学十里路，不可能随时向他请教，何况多年不用，许多知识他也忘得差不多了。碰到问题只能反复琢磨课本，实在不行再找他请教或共同探讨。至于外语他就更无能为力，所以只能自学语文和数理化。我的语文基础较好，又有部队几年的写作实践，通读课本“粗耕”一遍即可；数理化则非要“细作”不可，特别是数学，公式定律太多，需强记硬背并理解运用，因无人点拨而事倍功半，常为一个定律的理解冥思苦想，为一个公式的应用绞尽脑汁，为一道习题的解答焦头烂额。

然而，在旷日持久的跋涉中，我逐渐找到了乐趣，每当攻克一个难关，心中的喜悦是无法言传的。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，我一步步收获自信，享受着学习的快乐，攀登的脚步在不知不觉中加快，到那年6月份移交耕读班参加大队路线教育时，我已学完初中代数和几何；11月份上大田顶参加公路测量时，我已学完初中数理化。

上山时我的军用挎包里带着数学课本，准备涉足高一数学。虽然限于条件未能实施自学计划，但在大田顶两个多月的工作实践，一些所学知识得到检验和应用，同时在实践中得以巩固。科学知识源于生产实践，让知识回到生产实践中应用，既赋予知识鲜活的生命力，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学习。在测量队时，我在一位李姓技术员的指导下计算测量数据，受到技术员的好评；完成测量后，我进公社指挥部当施工员，坡度的测算、土方的丈量乃至施工管理更是得心应手。这些都得益于自学打下的基础，所学知识无处不在应用。我切身体验着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真理，有一种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”的喜悦，这是对我自学苦旅的回报，也是对我继续跋涉的激励。

那个冬天特冷，数千民工冒着严寒奋战一个月，绘就一幅“高路入云端”的壮丽画卷。1974年1月底，我背着行李下山，回望这眮画卷油然而生建设者的自豪。这年春节后，我进公社路线教育工作队，在那里继续我苦行僧的日子，基本自学完高中课程，至秋季上大学时才结束这段快乐的苦旅。

当年自学的许多知识已经遗忘，那段苦旅更有意义于让我跳出了“井底”，领略了广袤的知识天空，开阔了人生视野，培养了学习精神，提高了学习能力。

镬铲官叔

1974年3月，我参加公社路线教育运动，跟着公社文书记下大队蹲点，认识了官叔。

个不高，板寸头，黑瘦脸，裤腿高低两不同；文化低，嗓门高，说话冲，语不震耳誓不休——这就是官叔给我的第一印象。搞运动照例要开会，那是驻队后第一次干部会，结合春耕生产部署路线教育。会议由大队书记主持，文书记讲话后，要求各队汇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新动态。一位中年汉子抢先站起发言，只见他裤腿卷得一腿高一腿低，光脚上沾着的田泥还未干，我以为是哪个队的队长，汇报的却是小学的情况。他的发言声若洪钟却失之条理，我无法落笔记录，便问近旁的大队会计，知道他就是官叔，大队“贫管会”常驻学校代表。学校是路线教育的重要阵地，我是工作组的资料员，了解情况收集资料，召上来走下去，一来二去少不了和字叔打交道，混熟了，就有一些他的趣闻轶事耳闻目睹。

文革中后期，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，各大队都有一个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，简称贫管会。官叔是贫管会成员，与其说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，不如说是官叔管理那间小学，大家开玩笑说官叔祖坟风水起，真的做了“官”。那时贫管已经好几年，事实证明是政治跟教育开了一个玩笑，很多地方玩疲了，就弄个人顶数，应付了事。

别人不把他当回事，官叔却很当回事。其实官叔是学校饮事员，农忙时节也回队下田，贫管代表只是顶数的副业，当不得真的，要说政治待遇嘛，顶多相录于眼下流行的括号官——“(生产队长)”.如果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每天抓好镬铲煮好饭，外加敲好上课下课钟，他与师生应能相安无事。然而他自我感觉良好，大概觉得贫管会责任重大，学校大小事务甚至教学都管一管，晚上开会迟到要管，批改作业马虎要管，课堂纪律不好要管，搞得校长师生们有点烦。

一天下午放学后要开师生大会，我受命参加。为了收集点大会的相关资料，以便综合向上汇报，我提前来到学校。走进学校正门时，最后一节上课钟刚敲响，只见官叔一手拿着镬铲一手拿着铁锤敲钟。我想过去打个招呼，却见他敲完钟放下铁锤并未回厨房，而是拿着镬铲沿走廊巡视教室，哪个班静不下来上课，官叔便用镬铲把课室门板拍得山响，课室便静了下来。学校不大，官叔“敲山震虎”，敲了两三个课室门，全校便都静了下来，响起了老师的讲课声。我不由得心里一乐：官叔的镬铲还是够厉害的！

大会是按上级部署，动员学习北京某小学生日记，向老师写大小字报，批判师道尊严。官叔也在会上训了话，上主席台的行踏举止像抓把镬铲，一只高卷裤腿的脚踏在条凳上。在台下一片窃窃私语中，他的训话不拘一格。别的不说，听听他的“话眼”吧：

“别以为我不知啊，有的老师带头坏样，在背后叫我煮饭佬，带得学生哥亦叫我镬铲官叔。你们师道尊严那点‘猪湿分子’，就要放到镬里炒来食！”

官叔还就势做个炒菜动作。整个球场笑翻了天。乡下人讨吉利，把猪肝（干）叫“猪湿”，寓水为财，大概是将“知识分子”谐音成“猪湿分子”，诙谐多于贬损，没有太大恶意。官叔训话也没有特指对象，老师们没跟他计较，也跟着学生一起乐。会后我跟一些老师倾谈过，大家对官叔还是尊重的，说难得他辛辛苦苦参与管理，管理像个絮絮叨叨的“管家婆”，烦是有点烦他，但又一天离不开他。

动员大会果然有效，校园里出现零星小字报， 山旮旯的孩子大多胆小怕事，不像城里“英雄辈出”，风起云涌。但造老师的反是那个年代的时髦，既然大张旗鼓动员了，出现几张小字报也不奇怪，无非是被老师管得不舒服，借机发泄一下。

令大家始料不及的是，有张大字报居然“炮轰”官叔！内容很单一，讲官叔拿镬铲追杀学生，要砍贫下中农子弟的头。这还了得！我不敢怠慢，忙向文书记汇报。

文书记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去学校找官叔，叫他宰了学生别把自己炒了吃光，留两斤瘦肉送来给我煲烫！”

我也不信官叔会杀学生。不信归不信，学校还是要去，官叔还是要找的。说起这张小字报，老师们笑痛了肚，官叔则一脸苦笑，他解释说，那天他正在炒菜，没留意五年级几个学生到厨房，大概中想找水喝，也没问我，就揭开才干水没落气的饭煲。我一看大件事，老师要吃一餐夹生饭！我气坏了，大喝一声。他们知道闯祸了，搏命跑出厨房，我追到球场中间，想教训他们几句，才发现自己还抓着镬铲。

这就是“追杀”学生的全过程。找那几个学生核实，但他们谁也不承认小字报是自己写的，事情不了了之。我劝官叔以后注意点，以防意外。官叔点头称是，从此不再挥舞镬铲管学生，学校里少了一道独特的“风景”。

那年6月我离开工作队。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信宜中学任教，意外发现官叔竟“挥舞”着镬铲进了城——在相邻单位当饮事员。我很替官叔高兴，也替自己高兴。有个老乡好办事，那时的猪肉凭票也难买，我也没时间去排队买，那几年他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。

官叔在单位里干得不错，口碑很好，前几年退了休，在城南街上开了一间小店。有些年头没见官叔了，他的生意还好吗？

扁担影院

平生第一次看电影，记得是1959年秋冬时节，我刚入学不久，看的是《上甘岭》，散场后曾到银幕下满地找美国佬尸体。经过小学、中学和部队，电影看多了，见识增长了，不知电影为何物的笑话不会再闹，但也想不到我与电影还有点缘分，居然放起了电影。

1974年春我参加公社路线教育运动，6月当期路线教育结束。蹲点收队前，公社文书记找我谈话，要我到公社电影队当放映员。文书记说公社党委决定加强电影队，成立公社电影二队，用电影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占领农村阵地，对农民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。

那时还没有电视，一年到头看一两场电影，那是山里人文化娱乐的唯一奢侈，电影队是山里人的欢乐使者；放映员虽非国家干部，但食“公社粮”拿固定工资，从事高雅的电影放映工作，是山里人羡慕的文化人、活神仙。我当时没说二话，第二天就到电影队报到，时间大约6月上中旬。

要说缘分，到电影队工作是再续前缘，因为此前我与电影队打过交道，非但不陌生，甚至算熟悉。

那时大成公社电影队才成立一年左右，但已有相当名气，是当时湛江地区农村电影队的一面旗帜。刚进路线教育工作队不久，我曾受命总结电影队的经验，熟识了一唐一邱两位师傅，并到县文化局招待所住了好几天，闭门撰写他们的先进材料。由此而得知他们长期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，一年放映二百多场，十五个大队几十个放映点留下他们的足迹，有效地活跃了山区文化生活。便这些都是间接的了解，平时只看见他们踩着自行车进出公社大门走在小街上的潇洒和风光，一旦自己干上这一行，才真正尝出个中滋味不好受。

到县电影公司培训十多天，设备到位，我们开始进入角色。其时公社电影队可谓兵强马壮，已由原来的一个队两个人，扩充到两个队六个人。和我同期一起进队的四个人，一人补充到一队，我们二队全是新手。

电影是8.75毫米电影，质量不高，但投资不大，设备轻便，是专为电影上山下乡设计的普及机型，包括发电机，一个电影队的家当两副扁担全部搞掂，有“扁担影院”之称。通公路的放映点可以踩单车拉，不通公路的只能用肩挑，或者车拉一段路肩挑一段路，这对我又是一个考验。贫贱出身富贵相，生就一副书生样，身单力薄的我从小最怕挑担，一想到翻山越岭重担在肩就心里发毛。去年从部队复员成了山区农民，我曾逼迫自己过挑担关，但仍在夏收交公粮时，有过挑担不敢过独木桥的狼狈。以后命运之神眷顾我，已安排我一年没摸过农活没挑过担，岂料山回路转我竟又钻到扁担下觅食。然而心里再怕也得上，我没有退缩的理由。

记得第一次是到水尾大队放映，那里离公社只有三里多路，而且是比较平坦的公路，但当时还没有配好单车，只能肩挑着去。七八十斤的重量，歇了两三次才到，不争气的肩头疼得不行，大汗淋漓到达放映场，用手一摸肩头，火辣辣的掉了一层皮，回程的艰难就不必说了，回到公社宿舍瘫倒在床上。半小时后才回魂爬起去洗澡。第二天早上，全身散了架般不愿起床，但又不得不起床做当晚放映的准备。以后的放映点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崎岖，偏远的点不能再回公社食宿，就食百家饭睡百家床，有时几天才回到公社。

电影队的一项重要任务，是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。具体形式除了放映影片，还有开映前放映幻灯片，有的是电影电影发行渠道下发目的地多要自行制作。幻灯片题材都是围绕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，或由党委下达命题，或由电影队自行选题。小小玻璃板，十公分见方，放映到银幕上有图文并茂的效果，这制作可是细活，得有点艺术细胞。队里唐师傅是高手，而我的美术基础艺术素养一般般，跟老唐学了两个月，直到离队进步也不理想，多数幻灯片还得由老唐亲手制作。

在“扁担影院”的日子里，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令我感慨。那次放映《地道战》，我发现坐在放映机右侧一个中年汉子面熟，只见他目不转晴，看得特投入。放映中我和他交谈了几句，得知他是相邻大队的，我问昨晚在你大队放你没看吗，他说看了，还想再看。第二晚转到下一个放映点，我又发现这张老面孔，坐在老位置，看得同样虔诚和专注，就是说他至少跟着我们转了三个放映点。在这片闭塞寂寞的大山沟，为决非绝无仅有。1974年处于文革中后期，旧片没解禁新片不生产，可供放映的影片少得可怜，除了样板戏就是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和《南征北战》，外加几部朝鲜、阿尔巴尼亚进口片。但山里人只要有电影就看，一如当时他们的生存状态：饥不择食，能塞饱肚子就行。

1974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挑着“扁担影院”在山沟里辗转两个月，或者说复员后历经一年半“山重水复”，我终于迎来了“柳暗花明”。那年8月，我的脚下出现了两条路，抬头望去都是康庄坦途：要么进大学读书去；要么留下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。虽然是“工分加补贴”，但副书记毕竟算个官。文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，说是让我选择，本意却希望我能留下。我太想读大学了，那是梦寐以求的啊，所以没费多少考虑，我选择了读书，于是离开了“扁担影院”。

随着电视的兴起和普及，八十年代后“扁担影院”逐渐式微，最终走向解体。

山村言情，不错，怎解少人睇少人回复呢？

我买了一本。{:soso_e179:}

《孤帆远影》系列散文之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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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牙塔里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破解难题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那年春节不回家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那间江边小屋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糊壁偷光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我爱硕鼠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走过地震年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P老乡长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●最后的“晚餐”

破解难题

1974年金秋十月的一天，上午，我在教学大楼阶梯课室听完课，刚步出课室就被召往系办公室，一道难题在那里等待着我:到执信中学作报告去。针对学生无心向学，执信中学下午要开个报告会，要求我们系派两位同学去主讲，主题是学好科学文化知识，系里决定派我和小黄去。我听得目瞪口呆——我去作报告？去执信中学？而且是今天下午？我竭力推辞，求系里换个人去。但系里的决定不容更改，说研究过，我去合适。时间太紧，列个提纲打打腹稿，上台去大胆讲，讲出工农兵大学生的风采。嗨，这不是出我洋相为难我嘛！要知道，执信中学位于广州东山区，文革前就是重点中学，鼎鼎大名如雷贯耳。我一个刚从大山沟里摸出来的土包子，给有名的东山少爷们作哪门子报告？况且“学好科学文化知识”是个敏感命题，与当前的政治气候很不和个毛。这时我刚入读广东师院（现华南师大）一个月。我们中文系新生都住在中区饭堂，离教学楼有段距离。以往每次下课回宿舍，我都和同学结伴而行，边高谈阔论边欣赏校园风光，中区花园、图书馆、运动场……美丽的校园里有永远看不够的风景。常把大学称之为“象牙塔”，这里已夹带浓重的批判性质，我对此不敢苟同，反而十分欣赏这一称谓的形象。除了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，大学环境的幽静高雅，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比拟的。今天是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却把好心境留在了系办公室，无心欣赏校园风景。肩上当书包用的军用挎包越背越重，一如心头的压力。同学们都已回宿舍去，我独自走在长长的林荫校道，一年多来的艰辛历程一幕幕重现脑海。我1968年秋初中毕业，是年底入伍当兵。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时我还在部队，文革初期的狂热那时已经消退，能当兵大学也不读的幼稚不复存在，于是有了上大学的朦胧意向。1973年初从部队复员回乡，带着这种朦胧意向，我用艰难的自学排解无边的孤寂，试图提高自己充实自我，等待机遇冲出大山的重围。走上自学之路没多久，命运之神试探着向我招手，当年夏季我成为全公社五个幸运者之一，被推荐参加大学招生考试。但因没有“可以教育好子女”入选，需要压缩一个名额，我主动退出名额之争，解决了公社当局谁也不好压的难题，这个决定是审时度势的结果，因为参加考试的大多是高中生，本公社其他四人都是“老三届”高中生，只有我是挂名初中生，自学又刚开始，考试绝非对手。与其勉强参加考试经历失败，不如加紧奋发自学，以求来年一搏。后来考试的结果也证明，我的退出是明智之举，因为当年高考竞争激烈，本公社高考军团全军覆没，成为录取空白公社。这更强化了我的信念和意向，坚持按既定计划自学。那种坚韧和毅力别人难以理解，那种枯燥和艰辛自己不堪回首。回到宿舍吃过午饭，我躺在床上稍作休息，一边整理提纲腹稿，一边等着执信中学来人。此时细想，我还真佩服执信中学的领导。去年出了个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，全国学“朝（阳）农（学院）经验”；今年又出了个北京小学生，全国批“师道尊严”。此时他们敢于组织主题如此鲜明的报告会，这需要勇气和胆识。如此看来，谈谈我的心路历程和自学经历，也许能找到共识和共鸣。1973年我以退为进实属无奈，却无意间实现了“双赢”，既赢得了自学时间，也赢得了“政治资本”。虽然出了个张铁生，“读书无用论”再嚣尘上，我却不为所动，抓紧一切空余时间，基本自学完从初中到高中除外语外的主要课程，并在电视台公路建设、路线教育运动和电影放映工作中得以运用。1974年高考推荐时，公社上下一致认为我政治觉悟高，去年主动让名额，一年多来的政治表现突出，几乎没有什么争议，便把我推荐为参加高考第一名。经过笔试、面试、演讲等一系列考验，我终于被录取为第四届工农兵大学生。录取前公社领导找我谈过话，我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：任公社副书记。但我坚定不移地圆了大学梦，我坚信社会发展需要知识。社会发展需要知识，我们必须学好科学文化知识！那天下午，在执信中学礼堂，我沿着这一思路给两千东山少爷们“上课”。当执中政工组一位老师来接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步入礼堂走上主席台的时候，当学校领导介绍由我作报告的时候，当台下投来疑惑目光响起稀落掌声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有点紧张。但当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入主题，我找到了空前的自信和镇定。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，但经历绝非他们可比，我相信凭我这特有的“财富”，可以给他们带来一股清新的山野之风。面对饥寒才觉得温饱的幸福，面对疾病方知健康的宝贵；黑夜想念白天，寒冬盼望春天。生活在同一星球同一国度，了解另一种人艰难的生存状态，了解他们在困苦中的奋发和追求，将会有所启迪和鼓励。一种倾诉的欲望在心底里升腾。我要把我对科学文化的感受、认识和渴求告诉同辈弟妹，所有的紧张和不畅一扫而光。不拈一纸，不备一字，我却思路清晰，论点鲜明，论据充足，论证严密；遣词恰当，语速适中，节奏分明，表达如高山流水，甚至复员后很少讲普通话也讲得不赖。讲了一个多小时，中间结没打一下，水没喝一口，许多心里的话语像开闸的水倾泻而出。虽然我曾在部队作过大批判发言，在支左单位作过学习辅导，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作过演讲，但那都是照着稿子讲，从示发现自己有如此即兴演讲的“天分”。从台下由骚动到肃静的秩序，从会场由散乱到集中的目光，从开讲时稀落而结束时热烈的掌声，从散会后学校留下我们参加的座谈会上，我知道我的演讲征服了东山少爷们。我破解了一道难题，交出了一份自我满意的答卷。

那年春节不回家

穷人怕过年，穷学生更怕过年，这是恒久不变的现象。

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，我决定不回家。说是入学不久，寒假不长，路途遥远，留校看书。其实是假话，我也想父母，我也想回家，只为囊中羞涩，掏不起路费。

仍然背起书包去图书馆，只是心猿意马，已无心看书。走在人迹渐稀落叶满地寒风潇瑟的校道上，给人以无边落寞的压抑。往日热闹的校园冷清起来，令人想起潮涨潮退的大海，此时涛声远去，留下我等赶不上潮头的小鱼小虾，挣扎在日渐干涸的沙滩上，要等到收假开学涛声再起，才能回归这片喧哗的海域。脑海中冒出一个很弱智的问号：学校为什么要放假？从放假第一天起，我就盼着早点开学。

图书馆不再开放，校园更加冷清凄凉。是春节快到了。

百多人的宿舍只有仨俩同学不回家，这滋味非身处其境不能体会。在广州举目无亲，正愁着如何过年，数学系的一位老乡师兄（也是我初中的师兄）回家前过来找我，告诉我覃老师邀我去过年。这无疑是雪中送炭。

覃灿明老师是我母校白中中学的老师，1968年我经毕业班了校后就再没见过他。覃老师没上过我的课，话语不多却为人随和，几乎全校没哪个学生不熟，在文革之初动乱的年头，我在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，他本是广州人，却在信宜成了家，成了地道的信宜人。他乡遇老乡，正好解乡愁，何况是多年未见的老师，我没理由不应邀去他家过年，本来就怕过年的我甚至有点盼过年了。

年三十午饭后，我走出校门去覃老师家，准确点说是去覃老师大姐家。无力买礼物，当然空着手。与冷清的校园相比，外面的世界热闹多了，人们都忙着赶回家过年，公共汽车挤得快憋了气，转了一路车过了海珠桥，下车后往西走上一段街，来到南华中路与滨江西路之间，按师见给的街道门牌号码，在一条小街找到是覃大姐家。

小街上弥漫着过年的气氛。在零星的鞭炮声和孩子嬉闹声中，覃老师在厅堂的竹椅上闭目养神。见面搂着肩膀问候了一番，我和老师坐下闲聊。厅堂二十平方左右，堆满了挪动的家具和年货，覃大姐全家正忙着大扫除。聊了一会，覃老师说不如我们出去走走，我当然赞成。人家都在忙，我们帮不上忙，还有碍“交通”和“观瞻”。覃大姐嘱咐回来吃年夜饭，我们便出门在街上边逛边聊。

吃完年夜饭已过七点，覃老师外甥女拿出两张电影票，让我们去看电影。这一去便看出了笑话。

电影是七点半的，到电影院有段路程，得抓紧出门，覃老师拿起票带着我赶往电影院，那是南华路上的一家影院，下午逛街时还打门前经过。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，电影已经开场。检票门的灯光有点暗，匆匆检了票，掀开绒布帘进门，借就银幕的反光看见会场满座，就空着我们的两个座位。覃老师又仔细对了行号座号，确认无误后拉着我入座。

出门时匆忙，没听见覃老师外甥女说是什么电影，进场时也顾不上看放映广告。进场后又错过了片头，好像是刚“解放”的旧片，却不知片名。刚坐下没两分钟，还没定下神来进入情节，通道进来一对夫妻或情侣，手里拿着两张票要我们让座。接过票来看，第几排第几号，确实是我们屁股下的座位。这就怪了，难道重号？覃老师忙掏出票来给他们看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闹笑话：我们拿的是另一家影院的票，跑到这家影院看电影来了！那家影院在洪德路，带着几分狼狈赶过去，电影已过半。散场出来，我还忍不住和覃老师逗乐：广州人居然进错家门口的影院，看来你还是做信宜人合适。除了覃老师忙中出错，自以为是地进了离家最近的影院外，检票员没发现阴差阳错，而那仅有的两个空位偏又行号座号完全相同，多重偶然因素集合，在除夕之夜跟我们开了这个小玩笑，好像老天为我解乡愁而特意安排的一个小插曲。这世界的巧合有时真令人难为置信。

从影院出来，我跟覃老师逛进滨江路花街，第一次领略广州花街的热闹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切身感受“摩肩接踵”、“人头涌动”。那时的广州花街规模没有现在大，但在文革的背景下能够生存延续下来，这本身已是奇迹。

逛到精疲力竭，回到覃大姐家已是凌晨两点多。覃大姐全家忙做年宵品，厅堂已搭起临时床铺，我和覃老师一起当“厅长”。也许是干扰太多，也许是太疲劳，也许是认生床，反正我没睡着。年初一逛完海珠广场和沿江路，我有点走不动了，于是告辞回校。

那是1975年春节。

那间江边小屋

那间江边小屋坐落在东江边，是一间瓦顶小屋。与我们乡下的小薄青瓦不同，是那种厚实的大片红瓦，更适合多台风的珠三角平原。小屋二十多平方米，没有窗户，屋顶装了几片玻璃瓦。屋外是晒场，小屋原来是生产队的仓库。在那间空荡荡的小屋，我们度过了近两个月的难忘时光。

那是1975年春夏间，我们广东师院中文系一年级开门办学，来到增城南部的石滩公社参加路线教育运动。我们小组进驻最南端的岳埔大队，男生就住在那间小屋。

每天清晨，迎着江堤上空的晨曦，在晒场边洗漱完毕，到大队食堂吃完早餐，我们便开始一天的工作，有时下队劳动，更多的是参加当地路线教育工作队的活动。晚饭后回到小屋，正是晚霞满天时，我们会三俩结伴到江堤上散步，看江上帆来船往，江鸥飞翔。同样是农村，而且是从山区来到平原，没什么不习惯，反而感觉舒适。但时间一长，心中慢慢滋长惴然不安：我们的大学时光正在这种习惯和舒适中消逝。

请进来，走出去，到工农群众中去，到生产实践中去，开门办学是那个年代的办学方针。这是我们第二次走出去。第一次是1974年底，到顺德容奇镇红卫缫丝厂，时间才一个星期。这次不同，“扎根”两个月，近半个学期，是我大学期间开门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次。没有规范意义上的上课，只偶然布置自学、小组讨论，但以阶级斗争、继续革命理论为主；也有一些专业理论辅导，进行一些写作实践，但都是围绕路线教育进行，如搞搞墙报出出板报等。在那间小屋，我只写过两篇小通讯，自认为带点“中文”味。“开门”不“办学”，大学是否如此办如此读？谁也说不清；或者形势如此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谁也没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。

“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。”学的是阶级斗争，干的也是阶级斗争。“小生产是经常地、每日每时地、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。”那年头每个角落都拿小生产开刀，割小生产的资本主义“尾巴”。我们也成了“割尾巴”的刀。先是参加调查，揪出小生产的九条“尾巴”，记得其中有“自留地超标”、“自留地种高价作物”、“荒地变自留地”等。但我们这些学生兵却成了工作队的“尾巴”。

那段时间，我们跟着工作队去扫荡自留地。早上扛着锄铲从小屋出发，傍晚扛着锄铲回到小屋，都有男女老幼站立村头地尾，对这支队伍漠然而视，令我想起“鬼子进村”的镜头。说是铲除首乌、冬瓜、沙葛等“高价作物”，扫荡起来就成了“三光”。连青菜也未能幸免于难。我们只扛着锄铲慢腾腾地跟在后面磨洋工，等地方工作队员干得差不多了才到地头。对着那些绿油油的小苗，我们实在下不了手，看着也心疼。我也来自农村，我也当过农民，小苗何辜，农民何罪，于心何忍，收了作物收回土地不就得了！每次扫荡回来，小屋里总少不了一番议论和感慨。那时的极左做法实在悖谬。

期间鼓舞我心的事，是学院学报发表了我执笔的一篇文艺评论，那是第一学期，水平谁也不摸底，本组作为文艺理论教学的先行试点，我的作业被选中，经老师指点修改并推荐发表的。虽然是集体署名，虽然带了自身笔力和那个年代的局限，但对我毕竟是个鼓舞，让我高兴了好些天，给我惴然不安的小屋生活带来了些许安慰。

日子如东江水般流淌。学业虽没长进，收获并非全无。我们认识了珠三角农村，也结交了一些朋友，会计小何便在其中。他是回乡知青，家离小屋不远，常过来聊天，我也到他家去过。都是农村同龄人，共同话题就多些。小何为人诚实，真诚待人，但也不乏精明。他也有“尾巴”，几分自留地也种了首乌，那是来钱的作物，一分地每年收入有二百多元。但凭着精明的预感，“大扫荡”前他就自己“割尾巴”，把首乌青苗转卖出去，避免了由工作队“割尾巴”的痛楚。还有一位是石滩小学的小陈老师，她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师范生，当时是驻队工作队队员，为人善良正直，大姐般关心我们的生活，给我们的小屋带来阳光。回校后不久，正逢荔熟时节，小陈和小何都来信邀我去吃荔枝，因故未能成行，至今也未能旧地重游。小陈来广州探亲时，还邀我到她亲戚家去叙过旧。此后几年，我和他俩断断续续有书信联系。小陈后来辞职讽刺了深圳，才逐渐失去了联系。叫“小”只是方便称呼，其实他们都比我大些，屈指算来小何已年近花甲，小陈已到了退休年龄，应是爷爷奶奶级的人了，愿他们儿孙满堂生活幸福。

后来我们还去过顺德和花都开门办学，由于时间不长环境不同，都没有东江边那间小屋镶入我的记忆深。

糊壁偷光

古有“凿壁偷光”的典故，我有“糊壁偷光”的经历。匡衡的“凿壁偷光”千古流芳，本人的“糊壁偷光”有违反校规之嫌，当属劣迹一斑，不值得效法。

我的大学时光处在文革结束前后。从文化荒漠走进芳草地，从山区农村来到大学读中文，犹如刘姥姥进走大观园，文学世界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，要读和想读的书实在太多！特别是大二以后，文革严寒形成的文化冰川即将解冻，许多“毒草”级的中外文学名著即将解禁，学校图书馆对文学大地由边缘向纵深地带逐步开放，来自各种渠道在同学中流传的文学巨著逐步增多。入学前我曾读过一些文学作品，自认为还不算少，但进了大学，才意识到自己患上了“文学饥渴症”，属于“文学营养不良”者，许多教材中提到、课堂上讲到、同学间谈到的名著我都没读过，令我汗颜。无论是本来的欣赏爱好，还是专业素养的积累需要，我都恨不得一下子读完天下名著，见到名著犹如饥民扑向面包，自然读得有点贪婪。

我中多年养成的夜猫，每当夜深人静之际，正是我读书写作之时，但学校有纪律，宿舍有舍规，不是自家那三间小瓦房，许多事情由不得自己的兴趣。白天要上课，要完成作业，要参加集体活动，我还是班干，有时还会有些班务要做，白天看书时间很少，有时也很零碎，效率不高，看书大多在晚上。一部好书在手，看得兴趣正浓想继续看下去，或者借期紧迫必须连夜看完时，却到了熄灯时间别人要睡觉，这是最遗憾最懊恼的时候。记得我借阅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时间只给二十四小时，那天晚上只好跑到一个老乡家，借他的客厅看个通宵。“借读”只是权宜之计，我得解决读书灯光问题。

我们住了一年大宿舍，中区饭堂临时改成的，百多号人挤住在大饭厅。大二开学前搬到西区宿舍，是当时还算正规的学生宿舍，八人一间，四个床架，四上四下，中间放两排书桌。我睡靠门的一个上铺，床头与墙之间塞放一个书架，照明线路在门边与床架之间，伸手可及。这是天意！不利用这天赐的光明而忍受黑暗的折磨，犹如干渴得喉咙冒烟的跋涉者忍看身旁咕嘟喷涌的清泉而不喝，简直太辜负天意！

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同学全都外出了，宿舍静悄悄，我开始“蓄谋”已久的“偷光”行动。先将灯头线头绑上两枚大号缝衣针，用绝缘胶布缠紧，将两个针头分别牢牢插进火线和零线，把灯头线引到床头正中墙上固定好。然后装上一个小号瓦数灯泡，套上事先准备好的土灯罩，接上一个床头开关，，一摁，嘿，一束灯光强弱适中，不偏不倚正好照到枕头上方，躺着看书正好！由于灯罩做成射灯型，外层被报纸裹得厚厚实实，光线束得很紧，既不影响舍友休息，又不易被走廊外巡夜的老师发现。最后进行“伪装”工程：在靠床的两面墙上糊上一圈报纸，尽头正好覆盖线路接头。傍晚时分一切准备就绪，进出走了两趟审视一番，我几乎要击节叫好：外人绝对看不出就里，“伪装”效果特好。当晚舍友归巢，都来欣赏我这“阴谋”，笑说不愧当过工程兵学过伪装技术。

从此，我就着“偷”来的灯光饕餮文学。无论是从学校图书馆还是从同学手中，我努力搜读文学书籍，长中短篇不论，是否名著不拘，能借的都借，能读的都读，反正是照单全收，塞进肚子里再说，觉得有营养的咀嚼消化吸收，反之就作肠胃填充物。有段时间，床头上堆积着几部书，通常看到凌晨两三点。为了不致失信于人，按时归还，再借不难，有时恶读至通宵达旦，一两宿啃完一部大部头，早上爬起来洗帕脸吃早餐，两眼通红硬撑着上课去。

中文有其专业特点和学习规律，不单要从教材里从课堂上学，更重要的是在课外学，必须广泛涉猎，博览群书，开阔视野，潜移默化，特别从大师们创作的文学瑰宝中吸取养分，积累素养。当然，无论你如何饕餮，也只能从文学沧海取其一粟。翻开当年随手做的书摘或所记书目，大学期间我读过的文学书籍仅过百部，而且除了一些中外名著，大多已了无印象。但“糊壁偷光”恶读恶补，减缓了“文学饥渴症”，改善了“文学营养”，开阔了文学视野，提升了文学修养，对我毕业后的工作和业余文学爱好不无裨益。

其实我的“偷光”之举不久就成了公开的秘密，宿舍里陆续出现床头灯，老师也不加干预。我干脆以书架顶板当桌，叠被作凳，搞起“空中书斋”，在上面看书做作业，避免了互相干扰，提高了学习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