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系列散文集】孤帆远影

美国佬呢

入学读书不久，一天吃晚饭时，父亲告诉我：今晚大队放电影，想看一起去。

电影是什么东西？大人们有的说没有看过，有的说看过，但谁也说不清电影为何物。带着疑问，我跟着父亲叔婶和邻居们上路看电影去。

秋冬季节，天黑得早，没有月光，山村的晚饭又吃得晚，夜幕早就把山野罩得严严实实。我家最偏远，起行时只有我们一两户人，几把火把照路。半路上如有人加入，又一路呼朋唤友，队伍越走越大。地处高寒山区，天气已经寒冷，山民衣衫单薄，朔风吹得抖抖嗦嗦，但吹不灭大家看电影的热情，山路上的火把越聚越多，浩浩荡荡向大队进发。我很开心地走在队伍中间，心想这电影一定是个好东西，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去看？山村过年也没有这样热闹过。

大队部紧挨着我就读的下湾分校，紧挨着大队部的是一个晒场。大家向晒场涌去，大概电影就是晒场里。还有一截路，听大人们说电影已经开始了。没进晒场就看见人山人海，连站的地方都难找。前面的人有凳子坐，大概是附近生产队的；后面站着的人很多，大概像我们一样路远没法带凳子。站在人群后，只从人缝里看见前面电光火闪，听到“呯呯哒哒、轰轰隆隆”的十分热闹，但人矮看不见怎么回事，我不顾大人的招呼，硬钻到站立人群的前面一睹为快。

只见晒场边上方有一个亮亮的“大窗口”，里面正在打仗。天空飞着的大概就是飞机，机头吐着火舌俯冲向山头，机肚下着一种会爆炸的“蛋”；地上有许多大家伙走在前面，靠地装有会转动的链条，边走边向山上打炮，前面座位有人说这叫“坦克”。一群人跟在坦克后面，边打枪边弓着腰往山上爬，个个鼻子钩钩眼窝深深，戴着圆咕噜的大帽子，一看就不像中国人，前面又有人说这是美国佬。山上一群人才像中国人，前面一个人说是解放军，另一个人说是志愿军，两个人吵了起来，旁边有人叫不要吵，是志愿军，两人便不再吵。

——这是山民们看电影的一大特色，就是有许多“义务解说员”。一方面是见识浅薄的山民需要“解说”，一方面是见多识广的“解说员”需要展示自己。如果“解说员”之间产生矛盾，常有更权威的“解说员”站出来圆场。这是长大后有比较我才理解的现象。后话少说，还是继续看电影吧——

只见志愿军从山上往下猛烈打枪，美国佬像十月割禾一样，一行行倒下去，只是没有生产队社员割禾摆放得整齐，乱七八糟倒成一堆；又扔了一种会爆炸的东西，美国佬一片片倒下去，晒场上“哇”“呀”“好”叫声迭起。那东西有铁头有木柄，我看有点象家里的铁锤，，但旁边有人说是手榴弹。

我忽然害怕起来：这手榴弹会不会炸到我这里？打枪倒是不怕，因为没往我这里打；手榴弹不同，是向周围炸的，说不定能炸到我这里。但见前后左右的人都没事，我的心才定下来。过了一会又担心起来，打死那么多美国佬，这晒场怎么能装得下？于是踮起脚眯着眼，借着“窗口”反射的光线往前看，奇怪的是还没见尸体叠起高出前面的人头，我想大概美国佬跌到晒场外面的稻田下去了。外面的梯田一块比一块低，再多的尸体也能装得下。

电影散场后，亮起了灯光，我发现那个“窗口”变成了一块镶着黑边的白布。我特地挤到白布下去看，咦，竟连一具尸体也没有，外面的梯田上也没有！美国佬呢，哪去了？是谁这么快就把那么多的尸体拉走了？我站在那块白布下发呆，直到大人找到我把我拉走，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。大人说那是假的，是映在白布上的戏。问题接踵而来：要映在白布上，总要找很多美国佬打死，那不会是假的吧？

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的困惑，一种天方夜谭式的困惑。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，后来我弄明白了电影是什么“东西”，十五年后我还短期从事过电影放映工作。一想到当年被电影这种现代文明“愚弄”的困惑，我总抹不去心中的苦涩：那是落后闭塞的印记啊！

那部电影是著名的《上甘岭》。

泪眼籴米路

学校放了农忙假，父亲说要带我去东镇籴米，高兴得我不敢睡着觉，怕父亲变卦不带我去。

听说东镇是县城，是大圩，都读三四年级了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那时家里米桶经常都是空的，春插刚完米桶又空了，籴了米不用饿肚子也令我高兴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挑担走七八十里路，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。

刚迷糊一会便被母亲叫醒，眯着眼吃了点早餐，父亲就催着赶路，在屋背岭上摔了一跤才清醒过来。没有月光，满世界黑咕隆咚，父亲扛着扁担点着火把照路，我空着双手跌跌撞撞跟着一路小跑，父子俩在荒山野岭间奔忙。没有钟表不知时间，天老黑着脸，我真怀疑它还会不会亮。感觉比我上学走一个来回还远，估计走出三十多里天才放亮。山里春寒袭人，我却赶得满头大汗双腿发软。按路程早该到大成圩了，但老是看不到公路，父亲说这是抄近路，不走大成圩。

上了公路过了白石圩天才大亮，离东镇还有一半路，我已经走不动了。怕太迟籴不到米，父亲仍催着赶路，只好忍着饥渴拖动沉重的脚步。上了大岭头，东镇遥遥在望，父亲才同意休息一会。那时这山旮旯虽然通了公路，但还未开通客运线路，别说客车，走了半天连根车毛也没见到。当时的我，除了大跃进时放在晒场上那辆鸡公车，别的什么车我也没坐过，见到汽车的次数也屈指可数，我是上了初中后才开了坐车荤。话说回来，就算当时通了班车也未必敢坐，对于等米落镬的山民来说，坐车未免太奢侈了。

赶到东镇，日已过午。那时竹山桥是座大木桥，过了桥百几米就是东镇圩头的谷米行。那年头，圩日的谷米行是最热闹的地方，论货的，砍价的，闲聊的，人声鼎沸，摩肩接踵。父亲看了看米，问了问价，就带我到米档旁边的熟食摊吃饭，米饭上面是豉油勾芡的豆腐，一片嫩黄亮滑，上面还放了几片肥猪肉，看得我垂涎滚滚，，那香喷喷的记忆一直留存至今。吃完饭父亲带我去逛街。东镇圩真大，街真长，楼真高，人真多！其实当时的东镇也就新旧两条街，连成半月形，总长不过六七百米，楼房电高不过三层。不敢乱花籴米钱，逛完街两手空空回到谷米行。这时日已偏西，父亲倾其所有籴了一百斤米，做成两挑米担，我和父亲各挑一担往回赶。

父亲挑的是麻袋米担，我挑的是普通米袋。父亲给我装米时一头装了十斤左右，问我行不行。吃饱了肚子，身上有的是力气，我用手掂了掂米袋，觉得不重，就叫父亲加多点，这样我挑的的米担有二十来斤。谁知越挑越觉得沉重，越走越跟不上趟，老要父亲停下来等我。才走了三四里路，肩膀开始肿痛，脚底也痛得难受，爬一段叫冷水泾的坡路时就再也走不动了，只好撂了米担瘫坐在路边喘气。父亲便给我“减负”，将我的米担减回到大约二十斤。再走一段路便开始爬长岗岭，饥渴、疲劳、疼痛得近似虚脱，抬头望见十几里长的上坡路，我觉得自己再也爬不上高高的长岗岭顶，眼泪不禁簌簌往下掉。来时虽累不觉苦，因为有“趁大圩”的诱惑，回时没了精神支柱，还要挑着重担翻山越岭，这对一个十岁的羸弱孩子当然苦不堪言。父亲鼓励我坚持，教我如何挑担如何换肩、迈步、摆臂、呼吸，并再次减轻我的米担。

百米一换肩，里把一休息，爬到半山腰，唯一的路边米粉铺早已关门，太阳已经隐入远山睡觉，夜幕漫无边际地坠落。过了粉铺这一带再无人家，父子孤旅让人倍觉凄凉。父亲给我讲他当年通宵赶百几里路，到当时的县城镇隆参加土改会议的经历，教我做人要捱得苦。摸黑又走了几里路，翻过长岗岭顶，到了一个叫利试的地方，路边有一间客栈，父亲决定在客栈住一宿，第二天再挑米回家。那晚在客栈洗脚时，发现我的两只脚全是血泡，怪不得走路痛得钻心。

记得后来在一次作文里，我将那首著名的唐诗《锄禾日当午》改为“籴米行远路，泪滴脚下土，我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也算有感而发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我两次搬家，宿舍都与谷米行和竹山桥成等边三角形，距离约一百米。现在我家前阳台可以看到竹山桥，但却是第三代水泥桥；后阳台可以看到谷米行，但已是拔地而起的新楼房。物是人非，童年那次历练让我刻骨铭心，包括父亲用心良苦的教导。

泡沫飞舞 发表于 2012-9-25 14:21
请问是原创吗？如是原创的话，请私信与我联系。

多谢你！

不过我想置顶就不必了，置顶更少人看，反正要更新的，一更新又可以上来了。

直到现在父辈都经常讲番呢D辛酸的往事！我大伯比我老豆大几岁。呢D也我老豆都经历过。吃饭时老豆就经常罗以前距地呢经历来教育我地。我老豆经常都讲，现在的生活虽然无算好好，但系比起身我啊公距地所受噶苦，我地现在真系可以讲无知几幸福了！

禾蛇下蛋

秋收时节，每天黄昏，空荡荡的田野会跳动着“红领巾”的身影。他们手提竹篮，忽蹲忽俯，或扫或粘，将遗落泥土的稻谷捡起来……

这幅拾谷图，对现在的学生也许十分陌生，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小学的“必修课”。

那是个饥馑的年代，每粒粮食都很金贵。开展拾谷活动既增加收成，又培养学生珍惜粮食的精神，可谓一举两得。每年秋收时节，学校都要开展拾谷比赛活动。每个学生都有拾谷任务，农忙假过后交给老师，然后进行评比，给优胜班级和同学颁发奖状。当时的集体荣誉感强，谁如果不完成任务，拖了班后腿，会受到嘲笑和唾弃。

那时乡下秋收，习惯将成熟的禾稻割下来，在已经隔干水的田里就地摆成禾行，晾晒几天后再挑回晒场。大块的田摆成几行，小块的田就摆一行。摆禾行看似简单，但有人摆得好看，有人摆得难看，其实个中有点讲究，也可称为劳动艺术吧。一般是割两手禾摆成一把，每把折向成90度角接放，这样摆放既美观又方便以后收禾。禾行走势则随田形或割禾人的走向而变，弯曲有致，宛如游蛇，我们乡下形象地称之为摆“禾蛇”。晾晒“禾蛇”那几天，会有不服“管教”的牲畜家禽糟蹋，也有不属“管辖”的飞禽走兽践踏，还有收“禾蛇”时的抖动，都会使晾晒干透的谷粒脱落，拾谷的诀窍是跟着“禾蛇”走，其他位置是很难拾到谷粒的。

农忙假时间短，而且是统一放假，时间吻合平原地区的秋收。山区秋收来得晚，放假时秋收未开始，秋收时农忙假已快过，所以拾谷只能抓紧课余时间。下午放学后带上工具立即下田，有时连家也不回，什么工具也不要，半路顺道下田，找准“禾蛇”位置开始拾谷。如果恰好遇到社员收“禾蛇”，最好是跟着“禾蛇”屁股走，鸡口夺谷，因为收走“禾蛇”后会有放养的鸡鸭与人争谷。拾谷讲究方法，谷稠用手拔拢装进竹篮，谷稀就要用“粘谷法”。用手装省力省时，如此好事却不多，大多要用“粘谷法”。抠一块软硬适中的田泥，揉成圆球状，放到有谷粒的地方来回滚动，让谷粒粘到泥球上，当球面粘满谷粒失去粘性时，就把泥球掰开，把表层的谷粒喂进球内作馅，重新揉成球状。如此反复再三，直到球内外谷粒饱和，放进竹篮，再做新的泥球，让人忽发联想：这不就是“禾蛇”下的蛋吗？

夜幕降临，把装满“禾蛇蛋”的竹篮拿到溪边，放进水里捏碎揉开，用手搅动淘洗，直到淘净泥浆，捡去粗沙杂物，剩下的就是黄澄澄的稻谷，拿回家去用簸箕晒干爽，用筛子筛去细沙，积存起来交给学校。

我家离学校远，放学回到家已很晚，每天拾谷时间少，每年只有十天八天可以拾谷，过后一是进了禽口鼠口，二是秋收后接着翻地冬种，也就无谷可拾，所以我每年只拾得五斤左右，勉强完成任务。

老是拿不了先进，感到脸上无光，便向一个“老先进”请教。大概是五年级那年秋收吧，拾谷活动又开始了。那天下午放学，我和同班的他一同走过架江桥，边走边交流拾谷经验，主要是我向他讨教。穿过架江桥，路两旁是刚收割的稻田，摆放着很好看的“禾蛇”，禾茬不高不低，田里干干净净，基本不见散落的谷粒。我说像这样的田那能拾到谷粒啊，他弯腰从路边拾起一块石头，诡秘地看着前后左右，见没有人便扔向“禾蛇”，然后向我传授“秘诀”：你不会事先像这样在“禾蛇”上砸他几下，最好就是踩上几脚，叫它多下点蛋吗？

我看得瞠目结舌，听得双耳发烫：这样也行？怪不得你老拿先进啊！这样的“经验”我可学不来。

这只是极个别同学。拾谷活动还是培养了多数学生热爱劳动，珍惜粮食的精神.

我遥远的平河

从我家向东望，大田顶的庞然身影挤满了视野，它像一个世大无比的金字塔，披着神秘莫测的面纱，充塞着我童年的梦境，藏满了我童年的向往：山上是什么样子？住着妖怪还是住着神仙？山那边又是什么？一串串问号魂牵梦萦。但大田顶太遥远了，它不会向童年的我发出邀请。

上学了，从幼儿园到分校，再到大田顶脚下的上湾小学，一步步走近大田顶，我对大山的神往也一分分炽热。每天走在上学的路上，我会迎着晨曦仰望着她的剪影赶路。晨曦渐渐增强，太阳公公用一只神奇的大手，一层层揭去她黑色的面纱，她的身姿便一点点地清晰起来，每一秒钟都有不同的变幻，美得令你不愿眨眼。山路坎坷不平，看山情至忘我，有时因此摔得鼻青脸肿，却从不思“悔改”。

上四五年级的时候，大田顶向我招手。那时还是经济困难时期，父亲到大田顶山腰做山工，包下一片山林做木勺，赚钱籴米养家糊口。那段时间，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便不再回家，上山来到木厂，待到星期一早晨再下山上学。

第一次是父亲带我上山。沿着学校背后的山路攀登，爬上一个叫高坡的村庄，再走大约四五里，攀上一段十分陡峭的小路，来到一个坳口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出现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。隆起的几座小山之间有田畴和小河，河口还有一架水力米碾。父亲说这里叫山心，村名形象极了，想不到大田顶腹地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山村。后来读到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脑海里油然漂起“山心”，我认定它就是当今的世外桃源。

木厂在村后小山上，再后面是一大片平缓草坡，坡上有公社茶场。上去就是陡峭的大田顶主山体，峰顶清晰地展示在我的仰视中，那时大约是秋季。因为有父亲的叮咛，我不敢跑远，顶峰可望不可即。第二次上木厂我就按耐不住好奇心，慢慢远离木厂游玩，尝试着脱离父亲的视线。午饭后先到茶场玩了一会，然后将“不要跑远”的父命丢于脑后，独自一人向顶峰爬去。当时我哪里来的“水缸做胆”，现在也有点想不明白。大概读了几年书，不大相信“山上野气重，鬼怪多”，但当时那一带的虎迹还是真的。上次下山后，听同学说靠近山顶有个叫平河的地方很好玩，我还尝过他带来的一种叫香信的平河野菇，香极了。这次上山，我是冲着平河而去的。

山壁如削，荒草连天，根本无路，只有人或者动物踏过的痕迹依稀可辨。攀爬在高没头顶的芒茅草间，天地间就我一人。蓦然传来沙沙声，该不是真的遇上老虎了吧？听说老虎怕鸟粪拉到身上引起皮肤溃烂，不敢在树林而喜欢在草间栖息。我被吓得毛骨悚然，冷汗涟涟，转身想往山下跑，却见一只硕大无比的大山鼠从身边蹿过，原来是惊扰了这个宝贝。

终于登上了大田顶的“左肩”，坐在草地上抹汗小憩。山里孩子没见识过大海，但我想大海就是这个样子：鸟瞰来路绿浪翻滚，西望群山如海奔腾，我第一次震撼于世界如此之大之美！仿佛面对我的惊讶，大田顶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，形成我身后的一个小山坳。翻过小山坳，果然别有洞天！

这里就是我神往的平河。成年后接触世界多了风发现地名充满了辩证法，简直就可以设方一门“地名文化学”。例如，叫“山”的地方许多在平原，叫“垌”的地名必在山区；有“东镇”出现定有“西镇”相随，“上湾”的水肯定流进“下湾”。前些年还读过一篇文章，大意是说**东从“双城”推断有“单城”、有“上海”猜想有“下海”，一查果然真有。平河的命名也充满遐想耐人寻味，在如此陡峭的高山上，一条小河相对平缓地流过山谷，难怪乎它叫“平河”。

平河水冰清玉洁，淙淙流过河石拂过水草，勇敢地欢跳着奔向河口悬崖。水里的蕉木鱼成群欢迎我的到来，用手一掬直往你怀里蹦；山间的小鸟结队为我作飞翔表演。不时唧唧欢叫着越过头顶。小鸟会飞犹可解，但河口外是百米悬崖飞瀑，蕉木鱼是如何上山的，我至今也没搞明白。平河西岸是高山草地，东岸则是大片的原始森林。林边是一条荒草覆盖的大路，后来听说这是大跃进时，为大炼钢铁运送木材修建的。路边和林中还有许多来不及运走已经腐烂的原木，香信就是这些原木长出来的。我贪婪地采摘香信，先是往衣兜里装，后是脱下上衣来包，直到太阳西沉，我才带着大山的丰厚礼物离去。登上小山坳，我再回望美丽富饶的平河，依依不舍地和小鸟小鱼告别，和河谷森林告别，然后才伴着夕阳下山。

回到木厂，父亲听说我独自上了平河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我却不当回事，后来约了同学又上过几次平河。

在一次次攀登中，我越过了童年，跨过了少年。宽广的祖国河山激励我走进中学，走进军营。十年后再次登临大田顶，我已经是大田顶的一名建设者。

得闲先细细睇一下！
有一定可观性，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！

《孤帆远影》系列散文之二

少年足迹

●糊涂考生

●那片相思林

●串联轶事

●本烟民诞生记

●阿吉老师

●阿泉同学

●险象环生

●寄往天涯

糊涂考生

当今考试满天飞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竟争的时代。我当过教师，亲眼目睹学生面对考试的压力；小儿读书考试，我有意无意地向他施加压力；眼下竟争上岗，我自己也身受恶补备考之苦。此情此景，总使我想想自己考初中的经历。

说起来见笑，从入学到1965年小学毕业那个学期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有考中学考大学一说。没有人向我进行过这方面的“理想前途教育”，父母也许不懂而不说，老师也许觉得是常识而不必说，由此可见我孤陋寡闻“山”得可怕。只是到了毕业那个学期学完课本后，依稀听老师说要考升学试，但升什么学，升学与否有何利害关系没有说，只听同学议论要考初中。没叫填报考志愿，可能老师都包办了，只要求复习好功课。整个小学阶段，我糊里糊涂地勤力读书，是想对得起终日劳作给我三两米上学的父母，并无“天天向上”的理想和目标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“难得糊涂”，那就是生活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，除了生活艰难，学业上可以说无忧无虑。

记得复习那个月全年级放了“羊”，老师讲完复习内容后，可以在教室，也可以在操场，甚至可以到河边运河复习，只要不跑得太远就行，环境相当宽松。老师有时也巡一巡，解疑答难，至于大定是否认真复习，印象中老师不太管。有的同学爬上操场边的大树上，坐在树杈上复习，遇到树上有蝉鸣就捉捉蝉；有的同学跑到学校旁的小河里，坐在水中石头上温书，看见河里有鱼游就捞捞鱼。我当时基本上可以划入听话的乖孩子之列，虽然也捉过蝉捞过鱼，有一次不小心让课本也下水帮了倒忙，但总体说来还算自觉复习，只是谈不上投入。

忽然有一天，老师说要考试了，带几多几多钱，几日几点钟到学校集中。到何地考试则没有说，或者我自己没听到，也没觉得有问老师的必要邮购发那天跟着老师走就是了。一条七里八拐的羊肠小道，接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沙土公路，，走着一群几十个不成队的孩子，嘻嘻哈哈象赶集趁圩，毫无面临命运抉择的紧张气氛。路上也扯升学考试，听起来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就我一个糊涂蛋。起码人家能讲出初中高中什么的，而我一无所知，只有听的份。那时的教育未普及，中学录取率极低，初中生凤毛麟角，据大家说我们大队一千多人口，初中生才一两个，高中生是否空白不得而知。也许觉得读中学离自己太遥远，能否考上与自己关系不大，考不上是正常的，大家处于“超脱”境界，反而没有临考的压力。

到了才知道，考场设在四十里外的白石中学。学校放了假，我们第二天才考试，在学生宿舍找了个床位，大家便去看校园逛街，把老师再看看书的话丢到脑后。直到第二天开考，大家才感到紧张。毕竟环境陌生，考生众多，监考老师也很严厉，场面绝非山沟里那间小学可以比拟，也绝非以往任何一次期末考试可以比拟，那些考试都在自己的学校，都在本班教室，由熟悉的老师监考。接到考卷后，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好像一架做题的机器人，直到交卷也未清醒过。许多试题答案到底是对是错，心里毫无把握，反正是涂鸦上去了事。交卷走出试室后同学们对答案，我竟有许多试题内容回忆不起来，连作文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几乎毫无印象，直到别的同学谈起，才依稀忆起是《他是我学习的榜样》。

考完试回到家，跟以往的假期一样，放牛，砍柴，跟大人下地干活，糊里糊涂过日子，毫无察觉这次考试的不同寻常，以为跟以往学期考试一样，过了假期又去上课。眼看8月将过，新学期就要来临，录取通知依然渺似黄鹤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将要失学。想到未满十三周岁就要永远离开学校，天天上山下田劳作，被封闭在大山沟里，过着与外面世界隔绝的日子，我开始后悔自己读书还不够努力。

就在我已经绝望之际，8月下旬的一天，父亲高兴地从大队回来，手里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，我又可以读书了！入读白石中学后我才知道，上湾小学那一届只有两人升入初中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
那片相思林

那片相思林长在操场边，也长在我的心田里。

小镇傍水依山，傍的是黄华江，依的是圩背岗，我们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学堂山。这是座风景秀美的小山，东西长不过三百米，南北宽不到一百米，高约三十米，母校白石中学就建在山上，占了整个山顶。西头是校舍，东头是操场；南边是沿山而建的街道，北边是绕山而过的公路；周边绿树参天，校内繁花似锦。每届新生入学，都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从校史资料中，我们得知学校前身叫尚志中学，开办于抗战后期，渊源于已停办的澳门私立尚志中学，也算有点历史了。不说别的，就是原来的“尚志”校名，就够我们这些新生激动一阵子了。尽管离家几十里，学校生活艰苦，但能够在这样幽雅的环境读书，幸福感溢满我这十三岁山里少年的心头。

操场东头的山坡上，生长着一小片台湾相思林。站在林隙往东望，东门外田垌全收眼底，一段公路穿垌而过，沿公路往东是我的家乡大成公社。也许是建操场时推出的泥土松软肥沃，也许是得天独厚阳光充足，也许是得益历届师兄辛勤浇灌，相思林长得枝繁叶茂，恣意放纵，却又与世无争，静若处子——那是母校最幽静之处，是校园里的世外桃源。

如果大学是知识的海洋，中学就是海湾。我从涓弱的山溪漂来，我从浅缓的小河游来，上了初中好比游到了出海口。展现在我面前的，是我从未见领略过的知识海域，这魅力无穷的海域呼唤着山里少年的畅游。这样，那片幽静的相思林便成了我畅游知识海洋的码头。

山旮旯没有邻里伙伴，我从小便与孤独为伍，孤零零一人独自玩耍，独自一人上学，逐渐喜欢上宁静，习惯了独处。每当晨曦初露，学校起床钟乍响，我便爬起床来到操场跑上几圈，然后伸着胳膊瞪着腿走下山坡，走进相思树林，开始我自己安排的晨读。有同学在操场上晨运，听得清咚咚的跑步声；有同学在操场边散步，听得到喳喳的聊天声。但没有人进树林打扰，我可以自由自在，或在林间小路漫步思考，或在草地坐靠树干读书，朗读语文课文，背诵数学公式，默记英语单词。晚饭后，如果没有同学约我散步，我会来到相思树林看课外书，直至夜幕降临或晚自修钟声响起。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，在知识的港湾里逐渐熟习了“水性”，一颗少年之心正在加速着躁动，心头鼓满了风帆，向往着知识的大海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那段日子不再延续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搅得港湾烛浪排天，我们被抛离了知识的水域，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走向。初二开学就不能正常上课，我也告别了我的相思林。大串联回来后进入了1967年，学校已经“停课闹革命”。当春风染绿云开山野，人间迎来的却是“红色”恐怖。校长被批斗，教师靠了边，开始还觉得好玩，不用上课做作业，甚至也逐渐觉得有必要“反复辟”“反变修”，我们这代人肩负重任，一时热血沸腾，跟着疯喊“坚决打倒”“誓死捍卫”。不时传来大城市武斗的消息，本校的派斗也剑拔弩张，搅得人心惶惶。后来虽然“复课闹革命”，但较之文革前的课堂完全变了味，学生不想学，老师不敢教，甚至连课本也没有。

当我再次回到相思林，已是初三下学期，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离校。此前的一年多，我当然也偶进相思林，但那是与同学散步。1968年春，我到公社阶级斗争展览馆当解说员，从一位师姐那里借了一批文学名著，读得如饥似渴，白天嫌宿舍课室吵闹，常常跑到相思林里啃“砖头”。街上传来大辩论的喇叭声，传来欢庆“最新最高指示”的锣鼓声，在一片文化沙漠的喧嚣中，相思林成了我心中的绿洲，我在那里吮吸着文学甘泉。有时也和师姐散步来到相思林，畅谈文学和人生。感谢师姐，她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，我有一篇获得过好评的散文《寄往天涯》就是为师姐而写。

当年学校是一间初级中学，得得失失，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转折的三年少年韶华。我们离校后学校已改制为完全中学，前些年偶回校，发现已几无当年痕迹。当年山顶最高处的操场已被推平建起了楼房，操场则“跑”到了公路另一侧的山洼；原来的平房全变成了楼房，母校长“高”了变靓了，但周边的树木却变“矮”了——许多大树已“牺牲”在校舍改建中，校园缺少了当年的幽雅宁静、亲切自然。那片相思也早已荡然无存。但它留有我的少年足迹，它会永远长在我的心田里。

串联轶事

一张证明

山区闭塞，安知非福。1966年那场文革邪火烧到我们学校就比较晚，火势也较其他地方小。入冬了，全国大串联运动早就烈火冲天，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也已接近尾声，我们学校的同学才加入徒步大串联行列。

公路沿线设置有红卫兵接待站，提供食宿住所，但铺盖自带，并缴交一定标准的伙食费。学校实行伙食补助，说是补助家庭困难学生，但“天下毛毛雨，谁人不湿头”，作为例行手续，出发前要回大队去开一张相关证明。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大队，那时乡下存在宗族岐视，我们丁家是受排挤的单户小姓；父亲曾是大队干部，，听他说过因看不惯大跃进的弄虚作假，不愿同流合污被整了回家，与台上的干部关系自然不好，加上我是第一次单独找大队干部办事，能否顺利开出证明，心里实在没底。

找人还算顺利。大队部在当年我就读的下湾分校旁边，一座砖木结构两层楼房，楼上就是大队办公室。大队部比学校低半层，从学校操场沿一段水平小路过去，颤颤抖抖踏上一座三四米长的木桥，战战兢兢走进大队办公室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楼下另一侧不知何时开了一间代销店，我走进去打听，售货员说谁谁就在里面。里间的门没关，我走到门口怯怯地探头往里看，晦暗的房间里有一张床，上面两个人正半躺半靠着被垛，都跷着二郎腿晃动着脚在聊着什么。我认得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人，大队干部，于是就探着头说我要开张证明。

也许是嫌我打扰，他们抬了一下眼皮，很不高兴地说没空，我说等着要。他们就问开什么证明，又小声嘀咕几句，再沉默了好一阵子，才叫我在外面等着。还好，只晾了我一个钟头左右，他们就拿着一个封好的信封出来交给我，说证明在里面，交给学校就知。我谢了他们，接过信封小心装进内衣口袋，心想这些人还算好办事。

班长负责收集证明。那时已不怎么正常上课，第二天回到学校，我在宿舍找到班长交上信封。班长当即拆开信封取出证明，看了一遍后阴着脸递给我，：“你自己看看吧！”这一看让我头顶直冒凉气，只见证明上写着：该学生无困难，不需要补助。落款处盖着鲜红的大队印章。

我的天！这就意味着，常为一块几毛伙食费发愁的我无法参加串联。这时我明白了他们那么久才交给我，是怕浆糊未干我会拆开来看。我一个十几岁的穷学生，老实本分胆小如鼠，没招谁没惹谁，绝对想不到会遭他们如此暗算，被他们卖了还帮着数钱。这是一颗纯真的少年之心首次体验人世间的黑暗险恶，我手拿证明呆若木鸡。班长和我关系颇铁，他接过证明越越冒火，一句信宜“县骂”脱口面出：“丢卡奶，没见过这样的证明。这帮契弟也太坏！”

当时大地方的红卫兵已闹得浊浪排天，只有我们山区中学还河静水清，但班长已经有点红卫兵造反的脾气和气势：

“什么鸟证明！没它老子照样去串联。给我找支笔来！”

几个同学听到骂声也围上来看，纷纷支持。有人递上钢笔，班长就蹲在床边大笔一挥，“无困难”变成了“有困难”，“不需要”变成了“还需要”。我就这样参加了串联。

我将这张证明埋在心底，跟谁也没说起过。离开中学后当兵，读书，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到大队，跟那两位仁兄更少打照面。偶闻他们文革中麻烦不少，晚年活得并不滋润。他们已从我的信息库消失多年，尽管现在一打电话便知，但我懒得打，不值。

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用以上文字将这件事“解密”，如果那两位仁兄还有幸活着并看到，知道当年为这件事精心设局而失败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
太平“急”事

1966年11月中旬，我们学校初二级红卫兵开始徒步串联，目的地广州。青春年少，首次远行，少不了啼笑皆非的趣闻轶事，印象最深的要数太平“急”事。

上钱排，下合水，在云开大山腹地爬了两天山路，许多同学脚底打泡，走得苦不堪言，而前路迢迢，还背着背包，大家快要支撑不住。东出罗定太平，大家眼前一亮，精神一振，不禁欢呼雀跃：好大一块平原！其实只是一块山间小平原，大概就一百几十平方公里，周围的高山清晰可见。但对于我们这些山猴子来说，太平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实在太平坦了！此去一马平川，起码不用爬山，无异于注入一支强心针。

夜宿太平接待站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吃完早餐，按惯例男前女后，队伍继续东行。公路两旁是开阔的平原，全是刚收割完的稻田，只剩下短短的稻茬。天气很好，冬阳洒满原野，远处炊烟袅袅。从学校出发时，队伍红旗前导，歌声嘹亮，颇为正规。走了两天早已偃旗息鼓，山猴子们队不队群不群，指指点点吱吱喳喳，尽情地欣赏平原风光。

走了一个多小时，麻烦来了。早餐是稀粥加咸菜，走在前面的男生急需方便，但周围光秃秃的无遮无拦，很远也没有靠路的村庄，最不方便的是后面跟着的十多个女生，只好忍着。又走了一段路，有的男生急得快要尿裤子，直喊“顶不住了”，而且“传染”给其他男生，许多人都觉得急了。如何解决“问题”？大家面临着同一难题。

女生跟在男生后面走了两天，这时有点掉队了，与前面的男生拉开了些少距离。正不紧不慢地跟着，突然看见前面的男生猛往前冲了一段路，又哇啦一下冲到路边的稻田里，围成半个圆圈不知干什么。她们以为发生了什么新鲜事，大家一窝蜂快步跑上来想看个究竟，生怕自己被拉下了看不到。

眼看女生就要赶到，男生“水炮泉”急得回过头大喊：“你们别过来！”

原来这是“智多星”阿志同学的救急点子，大家按照他的主意甩开女生，围个半圆掏出家伙就撒尿。正在痛快淋漓时，女生却要赶来看个究竟。尴尬场面就要出现，平时最能跟女生开玩笑的“大炮泉”这时倒急了，想阻止女生过来。谁知平时开惯了玩笑，女生竟然误会了，以为“大炮泉”又有什么新鲜事要瞒着她们，反而加快脚步。“龙头”打开了关又关不住，跑又跑不开，急得男生们直跺脚腕。

女生跑近前听到哇哇水声，“大炮泉”又冒出一句“不知羞”，她们才突然反应过来，“呀”的一声全都往回跑，带队老师喝也喝不定。跑出上百米，老师大声叫喊：“你们不去串联，要回信宜呀？”女生们这才停下来。此后一路上，女生都与“男生部落”保持一定距离。

出门在外，人有“三急”。到达广州后，曾发生过我们几个同学在中山五路找不到公厕，专程坐公共汽车到中山一路方便的事，但同学间长作笑谈的仍是太平“急”事。

太平“急”事本非雅事，但正是从“不雅”中体现了我的同学有一种“大雅”，一种文明素质的自然表露。时下常见这类镜头：街头两旁，人流不息，随处方便者旁若无人（其中也不乏学生），反倒是行人觉得不好意思。一些公共场所附近臭气熏天，一些角落令人作呕，让人无法涉足，令人感慨急需提升民族素质。

用以上文字拾起当年这件轶事，其意义也许就要这里。诸君以为然否？

全书19万字，现在才2.4万，辛苦啊！

本烟民诞生记

这个题目容易产生歧义，有必要作一番题解：非我作为自然人从娘胎诞生之记述，乃我作为烟民从兵荒马乱的社会怪胎“脱胎而出”的记录。

1966年文革开始时，我刚上初中二年级。我就读的白石中学的“治”与“乱”以大串联为界，串联前是老师管学生，串联后是学生管老师。进入1967年初，我们学校“与时俱进”，紧跟全国“大好形势”，分化成“红司”“ 工司”两大派，成天大字报大辩论打派仗，把学校闹个天翻地覆，老师更不敢管我们，许多烟民便“应运而生”。

“红司”即“红色造反司令部”，是以学生红卫兵为主的派别，在我们学校是绝对的大多数。初三的同派师兄们几乎操纵了整个学校机器，其中一个重要部门是学校广播室。那里成了孕育和诞生烟民的“子宫”和“温床”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。上午，阳光明媚却春寒料峭。我与一位熟识的初三师兄在校道路相遇，他邀我到广播室玩。反正早就无课可上无事可干，我便跟他上了西楼二楼。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，是初三及女生的世界，我还是首次涉足。二楼走廊中间有间房，门额上标着“广播室”，门上大书“非请勿进”，但它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，何况区区一个广播室！室内一角放着一张方桌，上置扩音机房话筒，此外是满桌报纸稿件之类，有的掉到地上，一片狼藉。靠窗放着两只床架，靠墙一张课桌上有碗筷油盐，地上有铁镬瓦煲，看得出这里不但是师兄们的宿舍兼工作室，同时还是厨房兼饭厅。

我们进门时，几位本派“战友”正在“吞云吐雾”，室内烟雾缭绕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辛辣的烟草味。其中还混合着难闻的纸煤烟味，那是卷成筒状的草纸，用来点烟时燃烧的味道。抽的是信宜特有的“大碌竹”，一种水烟筒，用本地毛竹做成。信宜“大碌竹”大多取自毛竹根一段，约八十公分长，竹根和竹身连接处有一个漂亮的弧弯，烟筒中段靠上斜插向下钻一个孔，插进一根小竹管做烟嘴，捅开烟嘴以上的竹节，装上水就成了烟筒。有的烟嘴还套上步枪子弹壳，既漂亮又耐用。做烟筒的毛竹要老嫩适中，时间一长加上烟熏火燎，便成了金黄色，选料好做工细的上等烟筒无异一件工艺品。因为家里没人抽烟，那时我对烟筒还不是很熟悉，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，以我当时的审美眼光判分，广播室里那支水烟筒说不上靓，顶多能打六七十分，但被宝贝似的传来传去。在座的“战友”全是烟民，人多烟筒少，人闲烟筒忙。

我紧挨着那位初三师兄坐在床边，边听他们高谈阔论，边看他们熟练豪爽地抽烟。

师兄抽完烟后把烟筒递给我。我连忙推辞说不会，谁知却引来哄堂大笑，大有“这也算男人”之意，把我闹了个大红脸。师兄说不用学，一抽就会，我只好接过烟筒和燃着的纸煤，从中间板凳上捻了一小撮烟丝，有样学样笨手笨脚地摁到烟嘴上，把纸煤头挨放到烟丝上，将嘴对着烟筒口猛一吸气，一股辣烟直冲嗓眼鼻孔，熏出一阵揪心扯肺的咳嗽，眼泪也咳出来了，立即引爆全室大笑。抹了一把眼泪，为了那一点男人的面子，顶住阵阵恶心头晕，我又连着抽了两口，抽完忙把烟筒纸煤递给下一手，然后往床上一躺，便进入了半昏迷状态。意识里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袭来，整个人像腾云驾雾般飘飘欲仙，什么烦恼都丢到了九宵云外。

约二十分钟后，我从“空中”回到了“地面”，师兄说这是“烟醉”，“醉”过烟就会抽烟了。当时还不懂这是尼古丁中毒，更不知道抽烟会上瘾。以后为了寻找那种缥缈欲仙的感觉，我便经常往广播室跑，一位新烟民就这样诞生了。

开始是玩着抽，后来是苦闷了要抽，高兴了要抽，再后来是动脑抽、空闲抽、睡前抽、起床抽、如厕抽……至今三十多年，“烟魔”一直缠着我。缠出过许多前辛辣酸苦。从1968年9月我毕业离校，到是年底应征入伍，这期间两个多月，我白天在生产队参加劳动，晚上到大队“参加**东思想宣传队”里作贡献，没有分毫经济来源。宣传队里共有三位刚走出校门的小烟民，都是囊中空空的“烟乞儿”。不读书了也不好向家里伸手要钱，其实家里也无钱可要。当无处可乞又烟瘾难耐时，三人曾“集资”对付烟瘾，共凑起五分钱买了一小包烟丝，抽剩的就藏在大队部的砖缝里，不敢带回家抽，经济未能自立便抽上了烟，让家里知道肯定没有好果子吃。宣传队白天一般不活动，只有熬到晚上才能到大队部过烟瘾。当兵后没了“大碌竹”，要抽纸烟，每月那几块钱的津贴，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烟也要省着抽，不然就会“断粮”。复员后成了“两栖”烟鬼：水烟香烟轮着抽，大学期间还和同学用玻璃瓶做成水烟筒抽。毕业参加工作后，每逢动笔必是桌上放着香烟，桌旁放着烟筒，不然就文思不畅。

曾尝试过戒烟，甚至砸烂过烟盒打火机以宣示决心，但“戒烟不难，每月难戒几次”的笑话就是我的写照。每次戒烟后都要百倍猖狂地“补数”，弄得自己最终没了信心。也有“老烟鬼不要戒烟，戒了烟身体难适应”的“理论”，颇得我等烟民的“拥护”：还是不要戒了，尽量少抽点吧！

参加工作后，一次偶遇那位拉我“下水”的师兄，得知他子承父业在交通系统工作。至今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，不知他是否还在烟民之列？

阿吉老师

信宜方言中的“阿吉”意为口吃。口吃者称为“阿吉佬”，简约为“阿吉”。“阿吉老师”正源于此义。如此称呼幽默多于不恭，我甚至怀着敬重之意写下这篇短文。

阿吉老师本姓刘，个头不高，体形瘦弱，白净扁长脸，行路举止斯文。常见他整齐的偏分头油光可鉴，终日穿着洁净的白衬衣，经常坐在宿舍门口洗衣服，可见他十分爱整洁，生活质量不差，我们这些邋里邋遢的穷学生有点羡慕他。以现在时髦的划分，他是那个年代的“小资”阶层。

阿吉老师不任课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师。听说他以前在小学，当过正里八经的任课老师，但调到白石中学他只是个职员，却喜欢我们叫他老师。当然“阿吉老师”只能背后叫，当面得称呼他“刘老师”。个别够胆的调皮捣蛋鬼当面叫他“阿吉”，就算加上“老师”，也会进入他的“黑名单”，长时间不理睬你，甚至对你来点小制裁。比如那时凭蒸饭票放米到饭堂蒸饭，制售蒸饭票正是他的职权，“黑名单”来买饭票他会黑着脸说票卖光了，第二天再来买，但转眼其他同学又能买到票。当然，这种情况不会很多，也许他正在火头上。谁都有自尊心，因为有口吃的缺陷，他当然更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。

工作性质决定他要跟学生打交道，他的宿舍又靠通道，许多同学有事没事都可以进屋去转转。学生的素质本来就参差不齐，加上文革开始后，师道尊严被“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”，有的人纯粹去逗他发急寻开心。口吃者有一条铁律，就是越急越“吉”得厉害，阿吉老师也不例外。心平气和时他并不怎么“吉”，只“吉”一两个音节就能说成一句话，心急了则很难说成一句话。比如有学生想动他的东西，不很紧要的他会“你、你”两次说出“不要动”；要紧的时候他会跟你发急，“你、你、你……”半天才“不、要、动”，东西早就被翻了个底朝天。他大光其火，学生则装出一脸冤枉：“你早点说嘛！”对这样的“坏”学生，他有时会报复一下，但与“黑名单”有严格的“政策”区别。比如同样是不买蒸饭票，他会说没空，你说“下次不动你的东西了”他就会立即放下手头事务卖给你。

阿吉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，觉他帮教导处刻蜡纸油印资料，刻得很认真，印得很干净，从不见油墨上他的手和衣服，我们都很佩服他。文革中红卫兵刻印传单跟他学，他也很乐意教大家。也觉他出学校的黑板报，版面安排得很整洁美观，还会题花插图，可谓图文并茂。只要赞他的字写得靓，他会整个中午不休息，一鼓作气出好整版黑板报。

学校建在圩镇背后的小山上，校园很美，但那时没有自来水，用水得下到百多米的河边。每次洗漱都到河边很麻烦也不可能，通常是洗衣服时打些水回来作洗漱用，但学生哥不是每天洗衣服，势必经常闹水荒。阿吉老师在门口放置一只水缸，每天一早一晚，他都到河边挑一担水倒进去备用。读初一时，我们与阿吉老师为邻，常见高年级同学偷他的水用。听到水缸盖响，他会在屋里喊：“谁、谁又、又……”学生也不怕他，照偷不误，他也就懒得再理。摸准了他的脾气，我们也加入了偷水行列，并且越来越“沙胆”，经常唱出“空缸计”。明明水缸空了，他却经常有水用，原来一担水他放一桶进房内自用，只倒一桶进缸让大家偷。发现了这个秘密，遇到水缸空又没锁门，仍有人进他房间偷水。一天午休起床时，我们几个同学没水洗脸，趁他去打起床钟未回，进他房每人舀了一口盅水，转身出门时被他堵在门内，手上还拿着敲钟铁锤！我们头皮发麻暗暗叫苦：如果他把我们的脑袋当钟敲，那可不太好玩……谁知他只说了句“省、省点用”，一闪身进了房内。

阿吉老师那时大约年过不惑，孤身一人。听说有老婆，农村的，离了。文革头两年乱糟糟的，老三届都窝在学校忙着造反没离校，听说他也忙着追“初四级”的一个女生。还传说他们已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是真是假不得而知，但那时一些高所级女生喜欢到他的宿舍玩，这倒是真的。

我离校后再没见过他，也没有他的信息。愿阿吉老师一切遂意，晚年“大吉”!

阿泉同学

阿泉同学有个绰号叫“大炮泉”，好“车大炮”之意。信宜方言“车大炮”的比喻义有两个，一个“讲古”，即讲故事，二为吹牛撒谎讲大话。阿泉兼而有之。

入学时阿泉普通得很，个头不高，模样不俊，穿着不鲜，钱也不多，跟我们一样不起眼，“掉进沙子里找不见”，慢慢地才显出他的特点来。概而言之，他是属于“头脑灵活读书笨，分数不高见识多”那种人。

我们学校位于大田顶山区与县城之间，要说学生来源，也可以划分为来自这两个方向，其中以大田顶方向居多。阿泉同学来自县城方向，家庭虽然也在农村，但靠近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属于来自大地方的“准圩丁”，比起我等来自大田顶方向的同学，他的“见识优越感”很明显。他肚里的“古仔”也多，荤的素的都有，课余饭后常有一帮同学听他“车大炮”，其中又以“大田顶同学”居多。那年代没有“追星族”，不说他成了崇拜的偶像，许多山区同学愿意围着他转，入学后的阿泉很快赢得了人缘倒是真的。

一天晚饭后，几个同学在学校操场散步，照例是大炮泉唱主角。听众中有“大田顶同学”阿坚，是体育特长生，班级“飞人”，平时经常参加田径训练，是体育老师的得意弟子。话题不知怎的扯到田径上来，记得阿坚说到本校的六十米跑记录是七秒几。大炮泉说这算什么，以前我们小学六十米是六秒几，我跑也不到七秒！阿坚听了如获至宝，向体育老师作了推荐，老师将信将疑。恰好不久学校要开运动会，班级便要将大炮泉推上田径场，他极力推辞不干。班长说，你能跑六秒几，你不跑谁跑？口水吐落地收不回来，他便代表班级参赛，果然拿了“第一”，不过是倒数。这是初一下学期的事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升上初二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学校无法正常上课，继而“停课闹革命”，全校师生分赴全国各地开展“革命大串联”。果然带回来了外地经验，学生分成两大派，大字报满天飞，大辩论震天响。忽而又“复课闹革命”，但放飞的心已无法收回，老师已不大敢管，红卫兵主宰一切。派性仍在继续，攻击对方是“保皇派”，誓死“保卫毛主席，保卫党中央”。大家忽然想起，好长时间不见大炮泉了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原来我们回校“复课闹革命”后，他一直在外地继续“串联闹革命”，复课半学期才回校。

大炮泉从外地带回的，有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夺权、武斗的辉煌“战果”，还有无数见闻、轶事、笑话，让大炮泉把自己的“车功”发挥到了极致。同时带回的还有一种喷筒游戏，这种游戏把大炮泉的故事向了高潮。

找一截竹筒，二十来公分长，活脱当时农村干部的吹火筒，只是短些，口径小些；用纸卷成个小喇叭，在喇叭头捆上一支缝衣针，做成一支喷箭；将喷箭塞进竹筒，用嘴从喇叭口一头猛一喷气，喷箭便会飞向三五米外的目标。这就是喷筒游戏。这本是一种很简单的游戏，准确性也很有限，但大炮泉却煞有介事地吹牛，说是得了某某高手真传，百发百中。

自校运会后，阿坚等“大田顶同学”便不再卖大炮泉的帐。偏偏阿坚也在场，当即提起了“历史教训”：“不会又是六十米纪录吧？”这无疑是戳了大炮泉的痛脚，他将外衣一甩，就在闹哄哄的课室里跟阿坚比试。黑板是木质的，画上当时被打倒的国家领导人头像作为喷射目标，距离五米，每人三发。阿坚先上阵，三发两中。轮到大炮泉，头两发只有一中。在一片哄笑声中，为确保第三发命中，他瞄准目标，鼓起腮帮，加大力气一喷——咦？黑板上找不到喷箭的踪影！

喷箭飞到哪里去了呢？大家都替大炮泉捏了一把汗，原来喷到了黑板上方的领袖像上，而且正中额头！这在当时可谓“恶毒至极”，对立派马上开他的批斗会，逼他作了深刻的检讨。大炮泉因此焉了好长一段时日。

身处“兵荒马乱”，我们这届同学离校后很少联系。大炮泉现在一间国有企业工作，我与他同居一城，平时也不大来往。偶有同学聚会，发现一晃三十多年，大炮泉还是那个大炮泉，活得还是那样乐观，话多，有性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