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系列散文集】孤帆远影

险象环生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单车可是希罕货，普及率还不及眼下的汽车，会骑车的比现在拿个驾照还神气。那时拥有单车绝对不敢想，但学会骑车却是我魂系梦萦的向往。

文革开始后，我们初二年级“大只栋”等几个同学学会了骑车，经常弄辆单车招摇过市，赚取一路羡慕的目光，其中两束来自我的双眼。但单车既然是宝贝，就不是随便可以学的，得解决有车可学的问题，我只有等待机会。

机会终于敲门。跨进1967年，文革的灾难演化成全国性派斗，春末夏初我们学校也分成“红司”“工司”两派。“红司”是多数派，大只栋成了“司令”，初二级同学都是他旗下的兵。那段岁月校长老师已成批斗对象，大只栋们叱咤风云，学校那辆单车自然成了他的“座驾”。

秋天，大只栋给我们三位同学派了个差事，叫“驻县大中红司联络组”。其实就是到县城看大字报，认为有价值的摘抄回来。抄了两天觉得没意思，大家就到处游玩，跑累了就打学校那辆单车的主意。那天回校对大只栋说，大字报多且散，又要及时抄送回校，坐班车要误事，那辆单车能否归联络组用。见大只栋不肯就范，还扯大旗作虎皮，说大中红司头头对联络组的工作效率不满意，软硬兼施把单车弄到了县城，其实去了好些天，我们连红司头头的毛也没见过一根。

那时县城很小，人口不多，大约在一万左右，县政府（现市政府）门前T形路口一带还未成街道。横路是公路，广海北线；竖路则是进街路段，与磺路接头有一段缓坡正好学车。经会骑车珠同学指点一下，我便自己推着车，一只脚踩上脚踏，从横路口坡顶处往下溜，慢慢体会要领。开始掌握不好平衡，溜三五米就要跳下车，溜熟了另一只脚试探着跨上车鞍。那时一辆老得认不出牌子的二十八寸大车，人矮车高，脚尖勉强踮到脚踏，摇摇晃晃居然没有摔下来。上车下车试了好几次都成功，于是雄心大发，沿着公路向车站一路骑去。

人说学车不熟没事，熟了才有事，我不幸被言中。骑了一段路，学得自己已经骑得很有把握，心想骑车也不过如此，一个钟头就能学会！正在沾沾自喜头脑发热，老天给我泼了“冷水”，突然下起了秋雨，下得还很大，淋得猝不及防。路边有个修单车的棚子正好避雨，但地面比公路高出十公分，与公路衔接的是一溜标界护路的水泥砖。为了少淋点雨，我决定冲上那道水泥砖坎，冲进棚里再下车。于是一摆车头用力一蹬，谁想车头摆得不正，雨水打滑，单车一偏，连人带车重重摔进棚里，撞跌一个挑木柴的老伯，木柴又碰倒一辆正在修理的单车，引来一片惊呼。好在我只摔破了裤子，擦伤了膝盖和手掌。挑柴老伯和修车师傅也无大碍，见我是个毛头学生，只责备了几句，没有过多为难我。

这一跤并没有遏制我的车瘾，相反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骑车，骑得一发不可收拾，骑得险象环生。我两次借故骑车回学校，二十公里山区沙路骑得兴致勃勃，毫无倦意；中间放飞六公里长的长岗岭冲得呼呼生风，毫无惧意。但后来的一次历险，却叫我后怕至今。那是从学校骑车回老家的大成圩。回去七公里一路无险；返程才走一公里，上了水尾坳下一段陡坡，开始放坡便顿觉不妙：刹车失灵！前面五十米处，有人杠着一把竹子同方向下坡，斜刀砍的竹尾锋利地向后昂着，情况非常危急！单车飞速下冲，我急得大喊“让路”！不喊还好，听到喊声那老兄扭头向后看，利剑般的竹尾正把我的胸膛对个准！我心顿时坠向万丈深渊，全身热血刹那间降到冰点：惨剧就在眼前，今生休矣！在竹尾就要刺进我的胸膛的一瞬间，求生欲望令我扭偏车头，下意识地将车撞向路树。惯性将我抛离单车，从车头上方翻着跟斗与路树狠劲“亲吻”了一下，却神差鬼使地跌坐在水沟边缘，毫发未损，只落得个屁股生痛。

逃过此劫，每每想起胸口就直冒凉气。那段时间老家生产队有人骑车摔死，父母不知道我骑车，却就此事耳提面命，我始觉生命可贵，车瘾大为收敛，骑车不再莽撞。及至后来骑摩托近来开汽车，当年学单车的历险仍常起警醒作用。

岁月流逝，市政府门前的T形路早已是繁华的市区中心。十多年来，我上下班每天四次经过A形路口，常见汽车摩托车挤在那里“聚会”，很难想象这是我当年学单车的教练场。

这世界变化真大！

寄往天涯

春风又一次吻绿了云开山野，杜鹃又一次染红了黄华江畔，你还记得我这个小师弟吗？晓玲姐。

岁月之河冲刷了三十多个春秋，也许你脑海里我的印象早已淡化以至遗忘；而生命之树增加了三十多环年轮，我心目中你的形象却愈加清晰甚至高大。

1968年，春光明媚时节，文革初期的疯狂刚结束，我们喊累了“坚决打倒”、“誓死悍卫”，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学校，发现自己的初中三年就快被玩完了，于是课室里有了稀稀落落的读书声。但中学所在公社“新生红色政权”革命委员会的一纸命令，对我们十几位同学委以重任：到公社阶级斗争展览馆当解说员。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初中生活最后三个月。

报到开会，在“红海洋”般的公社会议室里，公社革委会政工组长读了一通“最高指示”，再作一通个人指示，便要大家谈认识表决心，人人过关。男生讲完后，一位文静的女生提出了大家欲问不敢的问题：“我们的伙食补助每日多少？”组长大人愠怒得满脸紫酱，看来他只顾抓阶级斗争，会前并未筹谋这等小事，也料想不到居然会有人敢提出这等小事。有人“做胆”,同学们高举“阶级斗争需要”的旗帜，合力演了一出“逼宫戏”,成功争来了三个月的“皇粮”。

这位女生就是你晓玲姐。我好生奇怪：巴掌大的山区初级中学，打个喷嚏前门响穿后门，我怎么就没有见过你？后来你告诉我，你家就在街上，不住校；原来考上信宜中学，因病停学一年，复学后就读本校，高我们一届；去年闹两派后你甚少回校，是个“逍遥派”。因为文革，67届的同学也未毕业离校，所以你自封为“初五级师姐”。你在我们解说员中间鹤立鸡群：年长个高，见多识广，老练成熟，套用时下流行的谐称，你是我们敬重的“大姐大”。

展馆布置就绪，恰好分工你我负责一个展室。由于筹展仓匆，说明文字粗疏，详尽的解说词要各室负责准备。我在班里算个“秀才”，便自告奋勇执笔，你则躲到展室一角“待业”当“顾问”。写出初稿后你大加赞赏，提出一些意见让我稍作修改，交上去后政工组长竟向全馆推广。晓玲姐，我那时一定得意忘形像个小丑，如此浅薄想起来真让人脸红。

以后便是操练解说，正式开馆。公社革委会对展览分外重视，从古稀老人到小学生，能动的都要组织来参观接受教育，为随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作舆论准备。政工组长加强控制展馆，解说员纪律颇严，隔晚组织政治学习，提高阶级觉悟。然而那段工作并未给我留下什么“阶级烙印”，别说展览内容的记忆已湮没在岁月长河，就连本展室的正式名称也忘记了，只记得是批判“封资修流毒”的专门展室；倒是我们的馆外生活令人难忘，“流毒”至今。

开馆不久我就发现你一个秘密，其实从写解说词时我就已开始，每逢空闲你总爱躲到展室的一角看书。问你看什么，你笑笑说看批判资料。但你没完没了看得入迷，终于挑起了我的好奇心，一次悄悄地从背后突然拿走你手上的书，吓你一大跳。那时我们已经熟悉，看我并无恶意，你以大姐般的宽厚说：“想看给你看好了，只是别拿出去。”

“不用你来教训我！”此中利害我当然明白，因为书的扉页赫然写着书名：青春之歌。那时几乎一切中外文学名著都已划归“毒草”，在这样的场合“吸毒”，被政工组长发现，你这个解说员不成反面“展品”才怪，尽管在包书的白纸上你“狡猾”地写上：供批判用。

我从偏僻的穷山沟走出来，文学阅历几乎还是空白。小学时我不知有“课外书”一说；进了中学，学校图书馆被我私下封为“世界第一”，但它仅来得及向我提供几本反特小说，便在文革烈火中灰飞烟灭。犹如沙漠中一棵焦渴的小苗遇上甘霖，我一口气读完了《青春之歌》。由此，你把我带进了五彩缤纷的文学绿洲，让我领略了金碧辉煌的文学殿堂。

你推荐我读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之后，干脆把我带到你的闺房，向我展示你的全部宝藏，那两个大书橱塞满了文学书籍，让我惊讶羡慕得“妒嫉”，我说“扫四旧怎么没扫到你这个角落？”你指着墙上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的条幅说“谁敢！你看高尔基是怎么说的。”这些书有的是你父兄馈赠，有的是你自己选购，还有一些是从造反派“破四旧”的火堆里抢救出来的。你说停学一年，文革两年，你都在文学殿堂里“逍遥”，有的名著已读了两三遍。我站书橱前读着书脊上的书名：红楼梦、子夜、林海雪源、烈火金钢、三家巷、创业史、静静的顿河、复活、牛虻……你坐在书桌前列出了一串长长的书目，让我有计划地阅读。

以后两个多月，我一部一部地啃着这些大部头，啃得如痴如醉，废寝忘食，甚至通宵达旦，晨昏不辩，闹出过敲起床钟我准备睡觉的笑话。我被文学大师们“俘虏”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这个全新的世界令我激动得全身心投入，与书中主人公同喜同悲，完全折服在文学大师的笔下。有时看我实在放不下手中的书，你便整天整日地放我的假，一人独揽全室解说。在公社礼堂完成下片展出任务后，展馆搬到上片中心点设馆，你的行李过半是为我这“饥饿”的小师弟准备的精神食粮。你用古今中外的文学甘泉，滋养了我这“先天不足”的山村少年，我有限的文学修养就在那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。

那段日子里，我们有一个“保留节目”：黄昏散步。有时几个同学，有时就你和我，外加你那傻呵呵的侄儿。穿过展馆旁的小巷，徜徉在杜鹃盛放的黄华江岸，徘徊于鸟语唧喳的相思树林，我们谈文学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你上大学的夙愿被文革化为泡影，令人扼腕长叹。我那时的理想还“懵查查”，你说我的文字有灵性，应多读多写，向文学方向发展，随着阅历的增长，你的鼓励逐步变成了我的人生追求。

展馆曲终人散，我们随之离校。不久我应征入伍饮马长江边，你上山下乡垦荒海南岛。我新兵训练结束，正遇上你远赴琼崖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但你临别赠送的《红岩》却跟我走进了重庆军营，陪伴我度过了四年军旅生涯，对我的成长影响殊深。我据此而倾注深情写成的一篇散文，在《羊城晚报》读书征文中还获了奖，这是后话。

二十岁那年的春天，我脱下戎装回到故乡，曾痴情寻找过昔日的足迹，寻找过一个花季少年遗落在岁月尘土里的梦，江畔杜鹃盛放如往，相思树林小径依旧，我们的母校却物是人非，当年作展馆的公社礼堂也移作他用。彷徨在你已举家外迁尘封锁锈的家门前，无限惆怅涌上心头。我那时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多么需要你的指点教诲！听你老邻居说，你已成家扎根海南，却恨天涯遥遥，人海茫茫，雁去不留声，芳踪无处觅。那段日子，在苍茫的群山里，在无边的夜色中，一个无助的心灵在呼唤：晓玲姐，你在哪里？

后来我有幸上了大学中文系，成了半拉子文人，却碌碌无为愧对你当年的期望。物换星移，人间沧桑，当年的狂热和浮燥早已消匿，当年的理想和信念早已褪色，社会人生价值观也随之剧变。从翩翩少年迈向中年，我也走过了漫漫心路历程。聊以告慰师姐的是，我几次放弃过当官的机会，却从未放弃过对文学的追求。因为在文革的沙漠中，你不仅治愈了我的“文学饥渴症”，让我获取了文学养分，还让我感悟了弥足珍贵的人生启迪——不随波逐流，走自己的路。

虽然文学至今并未真正选择我，发表的一些文字不足挂齿，一些习作还羞于面世，但我却无悔今生的选择。即使在“下海”风行、文学贬值的今天，我仍在文学小道上执迷不悟，夜半孤灯，艰难跋涉，虽无以“成家”。却乐此不疲。每当我在文学小道上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，我多想告诉你：这个“肖定”就是你当年那个小师弟。晓玲姐，你在哪里？

作为文革时代的过来人，我们已人到中年；作为改革开放的当代人，我们还是“少男少女”。告别昨天的沙漠，扎根今天的热土，当以百倍的风采走向明天——面临世纪之交，谨此寄语天涯，作为对师姐和同龄人的祝福与共勉。

《孤帆远影》系列散文之三

军旅生涯

●新兵连事件

●在《红岩》故乡

●战场无硝烟（外一篇）

●大兵阿木

●老罗和小许

●川中之冬

●士兵与蚊子

●书记与士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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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兵连事件

集体失踪

我带着全班新兵，疲惫懒散地回到营区路口。

前方几十米处，连长和排长站在营房门口，怒目喷火般瞪着我们，脸色可以和锅底比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由得提醒大家直起腰加快脚步，生怕被批评走没个走样。很快我就知道，我“怕”得实在太天真太可爱！还有二十米左右，我小跑上前，敬了一个还算规范的军礼，叫了声“连长排长”。他们脸上依然乌云密布，眼睛依然怒火喷射，既不叫稍息，也不叫走人，而是用怒火无声地灼烤，烤得我们浑身难受，好像不把我们烤焦决不开口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在深奥灼痛中已经明白，我刚才不但“怕”得太天真太可爱，而且“怕”得太可笑太离谱了！当兵的第一天，我便犯了个弥天大错。

……1968年初，我初中尚未毕业，因文革动乱而中断了一年的征兵突然恢复。文革期间干什么都不如当兵“威”，大学生也要去农场劳动，能当兵给个大学生也不读。当兵去！这是同学们的共同心愿。我也跃跃欲试，终因条件差得太远而空有梦想。秋季初中毕业离校后，很快又迎来年底征兵，我报大年龄终于如愿。

穿上绿军装，觉得自己高大威猛、老练成熟了许多。昨日新兵在信宜一小集中，我们公社两个大队十二名新兵编成一个班。却没有班长，接兵班长请假探亲去了，连里让我代理班长。那时部队文化普遍不高，别说高中生，初中生也凤毛麟角，全班大半是初小以下文化，有的甚至属文盲半文盲，连普通话也听不懂，更不会说，我在班里兼着“翻译”。矮仔堆里选高佬，文化大概是对我委以代理班长重任的原因。在县里短暂集中期间，自我感觉这个班长代理得不错，不比有老兵班长的班差，连长排长有点喜欢我，起码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是这样。这种飘然感为事件发生埋下了伏笔。

昨日晚饭后，我们乘汽车到达茂名站，准备乘坐十点整的军列到新兵连。还有一个多小时才上车，排长宣布解散休息，不要跑远。茂名是新兴的南方油城，离信宜仅一百公里，但班里谁也没到过茂名，于是有人提议去逛街。我想火车站离火车站不会很远，没请示排长就全班逛街去了。谁知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才到达中心大街红旗路，望店铺里的挂钟已经九点多，吓得我们一路小跑往回狂奔，有人连鞋子也跑飞了。还好，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赶回火车站，集合的哨声刚响。正是昨晚那次侥幸，鼓动我铸成了今天的大错。

军列穿行在平原之夜，大概在凌晨进入广西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。告别1968年，也告别了少年时代，我正在走进军营，走向全新的军旅生活，一路兴奋得睡不着觉。全班战友都在被窝里吱吱喳喳开着小会。

不知道兵种，不知道驻地，也不知道这趟军列的终点站在哪，这是军事秘密，大家也不问，只要是当兵就已足够。当大家带着兴奋进入梦乡不久，军列停靠在一个车站。周围仍是沉睡的夜，看不见站名，不知是何地。大家按命令迅速披挂，睡眼惺惺列队开拔。走了大约半小时，进入一座仓库样的临时营房，按指定位置找开背包睡觉。

一觉醒来，太阳已升得老高。还没吹起床号，全班都静悄悄起了床，来到室外看风景。营房在一片树林边上，放眼东望是大片平原，西看有座险峻石山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风景很美。到底身在何处？这时我们还是蒙在鼓里。在营房兜了一圈，有人提议趁部队还没起床上街走走。大概是早晨三四点钟到达，估计上午的任务就是睡觉，我也想出去弄清这是什么地方，于是带着全班向着镇上走去。谁想这里和茂名一样，街道离得也很远，一去就是小半天……

不知烤了几分钟，在北风中烤得我大汗淋漓，连长才示意排长训话，我赶紧集合整队。排长的火气很大：“你们好哇，居然集体逛街去了。知道你们这一走出了什么事吗？逃兵事件！你们失踪两个小时，全连找了两个小时，连团首长都知道了。无组织无纪律，要是上战场，你们要掉脑袋的！”

“记住今天的教训吧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是军人了，不要以为自己还是老百姓。班长跟我到团部，其余的回排准备开饭。”回到连部，连长向营长电话报告情况，然后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教育，讲军人与老百姓的区别在于铁的纪律。鉴于我也是新兵，这次事件不予追究，只在晚点名批评。连长还告诉我，老班长家有特殊情况，班长要继续代理下去，直到新兵训练结束，希望我努力完成任务。

这一天刻骨铭心：1969年初，在广西宾阳县黎塘镇，我的军旅生涯以教训开始。

失窃悬案

这么多年过去，一宗失窃案至今仍挂在我的心头。

1969年春，工程兵某部新兵连的训练很紧张。那天早上出操时，天空阴阴沉沉，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排操后是班操，全班操练的情绪提不起来。我是代理班长，提高音量喊口令，嗓子快喊哑了也不见效。事后，有人说这是出事的征兆。

早餐后是政治学习。记得头一天学习一份文件，准备迎接党的九大召开，那天上午以班为单位组织讨论。按惯例坐在本班床铺上，围成一个椭圆圈。在全班都即将就位时，跟我隔个铺位的“章老头”一脸惊慌报告：“班长，我不见钱了！”

此前见他一直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忙活，像是在找着什么，把整理得方方正正的床铺翻得乱七八糟，破坏了全班整齐划一的内务，我还来不及干预他。我问“怎么会不见钱的？你放在什么地方记清楚没有？是不是带出去丢了？”章老头言之凿凿：“不会，昨晚临睡前我放在枕头褥子底下的，全部翻遍了也找不到。”“不见了多少？”“四十多块。”

我的天！这在当时尤其是对新兵来说可是个大数目，相当于大半年的津贴，真的不见了可是个大案，我叫全班帮他找一找。把他的床铺弄了个底朝天，被子褥子凉席全部抖开，铺板搬开，地上找过，甚至叫他把挎包和小包裹也全部打开，还是不见那四十多块钱的踪影。

这章老头其实不老，才二十岁，只是平时性格木纳，习惯哈着腰，队列操练老被排长批评“像个老头”，“章老头”便出了名。他跟我同乡，是个孤儿，当兵时全副身家都带在身上，加上入伍前久谈了个未婚妻，“准岳父”怕是给了压路利是，我相信他有这么多钱。

大家也许注意到，我与章老头的对话一直避免“偷”字，只说“不见钱”，不说“有人偷钱”。当时我的意识里有几分天真：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洗礼，又在神圣的军营，怎么会有人偷东西？军人与小偷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概念。现在看来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：有人偷了钱，军营里出了小偷！排长在连部开会，我立即到连部作了汇报。

排长跟我一起来到班里，连长跟着到来，当天的政治学习变成了查小偷。虽然除连部外，全连住在一个大仓库，但本班嫌疑最大。先是查铺盖包裹，连长排长象征性地检查了一下其他班，重点查我们班，当然毫无结果。接着把我们班拉出去，到营房后松树林里开会“审案”，排长连长讲话，政策攻心，要求谁拿了主动承认错误，把钱交出来，免除一切处分，如果被查出来将会怎么怎么处理。大家都很紧张，纷纷对小偷表示愤慨以洗脱自己的嫌疑。连长排长下令搜身，这在现在简直不可思议，一定会视为侵犯**，但当时大家不但毫无异议，而且包括我在内主动配合，以示自己清白。搜身检查也一无所获，此案遂成悬案。

天气乍暖还寒，松树林的春天姗姗来迟，树冠上未见抽出新芽，反而偶有针叶飘落。那天从松树林里出来，天空仍然阴沉得滴水，太阳一天也没露脸。战友们或许因证明了自己清白获得轻松，而我作为代理班长，心情反而沉重。

那时新兵训练就要结束，即将分兵到建制连队。本来我这代理班长快要功德完满，作为同时入伍的新兵，凭着我的悟性和勤奋，许多东西现炒现卖，照猫画虎，带领全班学习训练，没有拖全连的后腿，成绩多次被连首长肯定，想不到临了功亏一篑。连长不久前已向我透露，我们班有两人将分到特殊连队，其中我分到警通连，另有一个分到汽车连。出了这么一桩悬案，隐约觉得对分兵不是件好事。

一周后宣布分兵名单，不幸印证了我的预感，我们班全部分到施工连队。我被分到连长所在连，到老连队后他向我解密：由于失窃成为悬案，我们班人人都有嫌疑，团里决定一个也不能分到特殊连队。

就这样，我走过了命运安排的第一个人生三岔路口。如果从另一条路走过来——假如有这个“如果”的话，我的人生之路也许会是另一番风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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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红岩》故乡

1968年底，我踏上隆隆北上的军列应征入伍，挎包里塞着一部《红岩》。在广西黎塘经过紧张的新兵训练，继续北上来到工程兵某部，驻地竟是《红岩》的故乡重庆！这个巧合让我这个十六岁的新兵激动不已。

那时刚刚走出初中校门。在校后期，我这棵小苗在文革的沙漠中焦渴地搜索着文学甘泉，在一位师姐那里借阅了一批文学名著。这部《红岩》因毕业离校来不及看，她便作为赠别礼物送给了我。想不到它随我跨越半个中国，来到了书中故事的发生地。本来选择广西黎塘训练新兵，是因为部队正在越南执行援越任务，准备训练结束便南下赴越投入战斗。但训练期间部队已完成任务，回到云南休整后进驻重庆，我们新兵同时从黎塘北上入渝，编入建制连队。在这块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土地上读《红岩》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。

中苏关系紧张，重庆凸现在国家的战略棋盘。凭借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势，那里成了祖国“大三线”的心脏。1969年3月“珍宝岛”事件后，战争一触即发，部队在这样的战备气氛中进驻重庆市郊南桐矿区，执行一项艰巨的国防施工任务。我们二营的任务就是扩建一座地下兵工城，将一个大溶洞中间一段拓宽，使之与前后洞连成的整体。部队施工机械化程度很低，土石方工程要打“肉博战”。每天八小时下来，绿色的征衣变成了白色的盐汗衫，浑身上下像散了架，战友们都趴着不愿再动，而身单力薄的我不顾劳累，来到驻地后的石山，十分投入地读着《红岩》。我被**D人不怕牺牲的精神、坚若磐石的意志感动。先烈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洒热血抛头颅，比起江姐等先烈受尽酷刑从容就义，我们在国防施工中受点苦和累算得了什么！那时极少有文学书籍可读，一卷《红岩》便成了我全部的业余文化生活。在半年时间里，《红岩》被我读了两遍，许多章节被反复咀嚼过，许多段落甚至熟读能诵。我用这种方式消除疲劳、净化心灵、陶冶情操、思考人生、升华理想，也从中吸取文学养份，提升文学素养。

半年后我加入了共青团，又过数月我任副班长并递交了入党申请。不久我被抽调到军宣队搞“支左”，这是党组织对我的考验。当我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回到部队时，营首长找我谈话，说准备调我任营部文书。聚餐会上，战友们都举杯祝贺我即将离开艰苦的施工连队。趁着休整，我再次通读了《红岩》，并和几个战友一起，参观了心仪已久的红岩村、曾家岩等革命纪念地，到“中美合作所”旧址、歌乐山、白公馆、渣滓洞等地凭吊革命烈士。此行感触殊深，强化了《红岩》对我的“震憾教育”。回到部队的那天晚上，我向营党委写了一份申请书，作出了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选择：回归火热的施工第一线，磨练自己，建功立业。

我的请求得到了首长的赞许。这时部队已完成了扩建石方工程，正准备进行捣制被覆，现前后洞连成一座两层共约三万平米的兵工城。我回到连队，正赶上部队开展“大战五十天完成工程任务”。重庆是长江三大“火炉”之一，时已入夏，酷热难耐。我一边参加施工，一边负责工地宣传鼓动工作，板报广播一起上，采写编播一手揽，通常三四个工作班连轴转，最高纪录达六个工作班不下“火线”，累得我连走路也打瞌睡，有一次竟倒在路边呼呼大睡。那段时间我的体重掉了四公斤，部队则创造了四十八天完成一年工作量的奇迹，我也在大战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，受到部队嘉奖。大战后我再被外派地方“支左”，完成任务回部队后不久，便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，实现了加入中国**D的愿望。

后来我作为普通战士复员回乡，许多战友为我惋惜，认为当初如调营部当文书，我将走上提干升迁的坦途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我永远无悔当初的选择。因为有了砥砺在《红岩》的故乡的经历，此后无论是在家乡农村、在大学课堂、在中学讲坛、在秘书岗位、在管理部门，还是今后的漫漫人生之路，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。

感谢《红岩》，感谢《红岩》的故乡，她们提供的精神财富将使我受益终生。

战场无硝烟（外一篇）

和平年代的军人也有流血和牺牲。四年军旅生涯，我曾多次历险，并目睹战友们倒在“大三线”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
1969年初夏，部队在重庆南桐矿区扩建某兵工厂。该厂1965年从北方迁来“大三线”，担负着当时属高保密的新型兵器制造任务，主车间设在一个喀斯特溶洞里。大溶洞贯穿整座小山，纵深三百多米，前后各一百多米属自然成洞，当年已建成宽约五十米的双层车间；中间一百多米是通道，宽处十来米，窄处三五米，我们二营的任务是扩建中间这一段，建成与前后洞连贯一致的整体。

动工先排险。洞高约十五六米，自然生成平整的洞顶，但有一块好几平方米大、约两三吨重的石块，明显是贴附在洞顶的险石。一排长和二班长身先士卒，爬上陡峭的洞壁用钢钎排险，但无论你怎么撬，险石就是纹丝不动，于是决定用炸药炸掉它。二班长在上面装炸药，一排长在下面打探照灯，其他人全部撤出洞口。就在装好炸药，二班长放着导线撤下到洞壁半腰时，巨石突然自行掉下来，先砸中二班长，掉到地上又撞倒一排长。大家冲进洞里抬出他们，二班长已经牺牲，一排长抢救无效也献出了生命。

这是开工进工地的第一周，也是我们新兵上工地的第三天，做的全是前期清障排险工作。出师未捷先折将，烈士安息在厂旁路边的小山岗上，他们的灵魂将永远守护着这家工厂。自“珍宝岛事件”后，全军进入战前状态，新型武器的研制生产迫在眉睫，“大三线”的备战气氛空前浓烈，烈士追悼会开成了战前动员会。再次开赴工地，全营官兵有一种奔赴战场的壮烈，煮沸热血的口号是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。

南桐的雨季如期而至，既洗涤着矿区的酷热，让人们在火炉的烘烤中享受短暂的清凉，但又挟带着风雨雷电、山崩地陷，象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，不仅障碍了国防施工，也让部队额外肩负了地方抢险救助重任。

六七月间的那几天，几乎天天都象倾倒了水缸。那天又是一场倾缸大雨，几乎持续了一个上午，仿佛不把南桐的石山淋酥泡溶不罢休。中午时分，雨势暂消，我们全排兵们象汗水雨水和着泥浆糊成的泥猴子，下班回到驻地进着午餐，突然从后山传来撼天动地的一声巨响，接着隐约传来呼天抢地的哭喊声——石场大塌方，那里有石场民工和避雨的群众！我们丢下饭碗操起家伙百米冲刺般扑向后山。整个部队就我们连驻扎在附近，又数我们排离现场最近，因而到得最早最快。

现场怵目惊心。原来石场已开凿成上凸下凹的“岩檐”，间杂着泥土的石山已被连日大雨泡软，进去避雨无异于将自己送进虎口。只见整个石场几十米高的开凿切面全砸了下来，约上万立方的石头将石场全覆盖了，石壁底部形成巨石嶙峋的石糟石洞，岩顶上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块往下掉。据说里面埋了十二个人，不知是否还存活者。兄弟排陆续赶到，安排好观察哨，冒着纷纷落下的“石雨”，冒着随时还有塌方的极度危险，全连官兵深入石槽石洞搜索。结果仅搜出一名坐在半腰石坎、双腿膝盖以下齐齐切断的民工，送上救护车时一息尚存，在前往医院途中死去，其余十一人全成肉泥。后来动用了推土机等施工机械，顶着方圆几百米戴上三重口罩也能熏吐的尸臭，全营轮番上阵，挖了一个星期，才把那些肉泥从巨石下抠出来。部队虽无重大伤亡，官兵挂彩生病却不少。

这次抢险战斗虽然惨烈，但毕竟是营连整体擎天，后来的一次“遭遇战”，则是我们孤班历险。

是年冬，我抽调到军宣队去地方“支左”。次年初，在调换支左单位的间隙，我回部队参加几天施工。正遇上部队送老迎新，复员老兵已摘下帽徽领章，准备上工地站好“最后一班岗”，刚分到连队的新兵则是上“第一班岗”。我们六班在以老带新的这“一班岗”中几乎“全班覆没”。当时扩洞的石方工程已基本完成，好个工作班的任务是清理现场的散石渣。全班十多人靠石壁一字排开，用铁锹铲起石渣装进手推车。从外往里清，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到了一台挖土装渣机跟前。这台挖土机是进口货，庞然大物，它装走了批量的石头石渣，剩下的这些散渣它已无能为力，于是静静地靠石壁站着，看着我们挥汗如雨地对付这些“散兵游勇”。

这时大家已经很累，班长下令休息，于是大家或站或坐，成弧形围着挖机指指点点，评头品足。一个刚入伍的四川仁寿新兵说，这家伙铲臂举起贼雄，干活恐怕全连都不是它的对手；一个已退伍的贵州老兵说，雄个鸟，这些散渣还不是要靠我们“拼刺刀”。立马出现两个阵营，一边是“雄”派，一边是“鸟”派，“新兵蛋子”和“老兵油子”打起了嘴巴仗，我们几个不新不老的兵看热闹。

全神贯注口沫横飞，两派正打得不可开交，只听得轰隆一声，石壁上方约十立方米的岩石砸了下来，被挖机挡了个正着！挖机离石壁有两米左右，最大那块好几立方米的岩石一头扎在这个间隙里，与履带剧烈“接吻”，居然把这个庞然大物横向“吻”退了几十公分。一块石头“飞吻”了驾驶室，把驾驶室“吻”得面目皆非。其余石头还算安分，下地后没有“惹事生非”，静静地躺在挖机和石壁之间。

塌方完全没有预兆，虽然全班毫发未损，但被彻底砸了个懵，愣了一两秒钟才仓皇向后撤离。一切都已定格，撤离实属多余，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。

生死系于一线间，眼前的情景惊得大家冷汗淋漓：如果不是这台挖机，全班正好摆在这个位置，烈士名单毫无疑问将增加我们十几个人的名字。

政治打瞌睡

1970年初夏，我所在部队“大战五十天”建设某地下兵工城。5月下旬进入了决战阶段，开始全面捣制楼层。

全连已经在工地奋战了两夜一天。我们排负责混凝土供应和捣制，属于全部工序的“重中之重”，体力已经严重透支。干到第三天凌晨，全排官兵成了“机器人”，许多人上下眼皮打架，几辆混凝土手推车摔下栈桥，险些酿成事故。凌晨三点多，老排长大声宣布着什么，谁也没听清，愣看着排长。洞口搅拌机成群，洞内捣鼓捧成打，三十多个小时的轰鸣早就麻木了听觉神经，老排长只好逐一附耳通知：到洞口集合下班！

老排长绰号“山东马”，全连有名的“烟神”，是我迄今所见最“猖狂”的瘾君子。他的工资近半用于抽烟，每天至少要两盒，他手指的牙齿薰得焦黄。一次他跟我们几个烟鬼打赌：谁给他买条“春城”，他三天三夜不睡觉，睡了赔双倍。“春城”在当时算好烟，是他喜欢抽的牌子，但四毛钱一盒，一条差不多一个月的津贴，我们这些穷兵蛋子没谁敢跟他赌。老排长抽烟有一绝：套接烟屁股。那时还没有过滤嘴，他为了不浪费烟屁股，抽剩小半截便掏出下一支，在烟盒上啪啪啪顿空一小截，将烟屁股套接上去，套接技术炉火纯青，手法娴熟快捷，烟纸不破不陷，接得不深不浅，天衣无缝。抽了大半截又如法炮制，一连抽三支，间隔二十分钟再来一轮。在工地上熬了两夜一天，已无所谓间隔，反正手一闲他就得抽烟，中途派过一名战士给他买烟，带着疲惫不堪的人马稀稀拉拉走向驻地。

离驻地有一公里多。这是一条简陋的专用公路，跟着小河走，转过一个山嘴，看不见灯火通明的工地，全排便融进了浓浓的夜色中。这是黎明前的黑暗，没有路灯，只有老排长的烟头一闪一闪。眼皮不断地打架，烟熏火燎似乎已无济于事，于是当手上的烟抽到烫手时，他很大方地丢了一次烟屁股，但走了不到十米，睡意便完全征服了他，一激灵他又点起了一支烟，随口喊了一声“跟上”，迷迷糊糊地往前走……

走到驻地，“咚”的一声老排长一脚踏空在门口水沟，摔倒在台阶上，把他摔醒了，手上的烟头已不知何时丢在何方。他爬起推开门，屋内黑咕隆咚，打开灯发现空无一人，他滴沽一句：“咋搞的，人呢？”当时我们排征驻民房，每班一户，相距不远，老排长就住在八班，他赶紧到其他班，居然也空无一人！他有点傻了：怎么把一排兵带丢了！

赶紧往回找。走到路口，几个兵正在醉汉梦游般进村，老排长抓住一个边走边睡的兵，摇摇他的肩膀问其他人在哪，兵梦呓般回答“没跟上”。老排长命令他们原地待命，打着手电继续往回找。原来其余的兵躺在路边呼呼大睡！隔一二十米一个，大约躺了一里路。几个班长在一路“捡”着自己的兵，拉起这个那个又躺下，叫醒那个这个又迷糊。

我就是边走边睡最终躺下睡着的一个。一下火线神经便松驰下来，在洞口集合时眼皮已经睁不开，真正是“跟着感觉走”，走着走着便撞在前面的江西老表身上，两人倒在路上。看来他比我困得更惨，一着地便响起鼾声。潜意识告诉我：不能在这里睡觉！想爬起来，但身体就是不听指挥，一会就彻底睡着了。后来我是被班长用巴掌“刮”醒的。

老排长当兵十多年，包括抗美援越，边走边睡带丢兵的还是第一次。好不容易在村口集合全排，各班重新清点人数，他宣布：不搞“天天读”和“晚汇报”，回去马上休息！那时这一套程式抓得极严格，每天要读毛著半小时以上，哪怕“边读边睡”也要坚持；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是手持红宝书向统帅、副统帅“早请示”；晚上就寝前最后一件事，仍然是手持红宝书“晚汇报”，早晚仪式都要三呼“万寿无疆”“永远健康”。老排长把这些程序省略掉，无疑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。

果然，那天午饭后，全班交流边走边睡的“心得体会”，正在谈笑间，老排长前来通知补课，要将两天的“天天读”合并学习一小时。不搞“天天读”，下班倒头便睡，已被指导员严肃批评为“政治打瞌睡”。

几十年过去，家前屋后的景物已经完全改观，但那个儿时的梦依然清晰如初，它已经深嵌在我记忆深处。

那南柯式的柿下一梦也许蕴藏着谶机。人到中年后，一次餐桌上偶遇一位老乡，听在座的朋友介绍，这位老乡已够得上“大师”级，只是我对占卦算命的可信度历来持保留态度，圈外人不问圈内事，故未闻其名，亦未谋其面。老乡“大师”对我略作端详，断然批曰：你手无寸金，身无长物。我修炼几十年的唯物观几乎顷刻瓦解：这：“大师”果然了得，一言中的！因家庭负担重，虽工龄三十年，人快知天命，囊中尚空空，有时还揣着欠条过日子。这家境令我想起柿子树下那个童年之梦，想起梦中那全部掉了底的口袋。-----选肖定童年篇
已拜读肖前辈的文章，很丰富的人生阅历，很童心的往事申述，很朴实的乡情民情，如南宋稼轩长短句那样生动的跳跃这，--------这是云烟对前辈的短评与仰望.

大兵阿木

同乡阿木和我同年入伍，从新兵连到老连队都和我同班，我算领教了他的“木”。

阿木大名陈目。他老爸是个木匠，据说阿木呱呱坠地时，老爸正从山上扛一根木头回家，于是起名陈木。入学读书后，同学都喊他“大头”，喊得他哭哭啼啼，老师便给他改名陈目。但木目同音，局面并无太大改观，只是字面上少了点“木头味”，多了点“墨水味”。名字易改，本性难易，当兵四年他确实够“木”，战友们都叫他“阿木”。

就说操练队列吧。平时阿木走路正常得很，迈右脚摆左手，迈左脚摆右手，但一到队列他就变成了“右手右脚，左手左脚”，十足唐老鸭一只，看了叫人喷饭。新兵连我当代理班长，第一次操练队列便叫我哭笑不得，“齐步走”口令一出，他就“右手右脚”。我命令阿木出列单兵操练，他往前走了几步，嘿，正常了！“齐步走！”嗨，又是“右手右脚”。反复几次，无不如此，全班差点没笑爆肚皮。首次单班队列会操，阿木更在全连出了名，挺严肃的会操被他的“右手右脚”搅成一锅粥。此后我便跟他的“右手右脚”作“斗争”，晚饭后开“小灶”操练，耗时半个月才勉强纠正他的“右手右脚”。

阿木身高一米七六，体重一百六，真正“大兵”一个。他读了三年书，觉得手中的笔比肩上的木头还重，便扔下手中的笔要跟老爸杠木头。他老爸举起一把锋利的斧头，差点没把他当木头砍了，想想砍了也做不成一张矮凳，就改用木尺狠揍了他一顿。但他铁心不再读书，老爸也拿他没办法，便由得他去杠木头。阿木杠木头直到应征入伍，操练得力大无穷，拳头一握，小臂一勾，上臂的“老鼠”跳上跳下，掰手腕几乎全连无敌。这样的大兵打枪打飞了不足为奇，但投手榴弹却差得毫无道理，叫人大跌眼镜。

分到老连队不久，遇上部队强化练兵准备打仗，训练后要打实弹。先进行实弹射击，阿木几乎打了个光头。开始练手榴弹时，我这体重不足百斤的文弱书生也能投出四十来米，阿木居然只投二十米！以为他失手，反复再投还是二十米。他自己也莫名其妙，自尊心大受打击，因为按规定，投三十米以下不能投实弹。阿木有的是一身“死力”，但缺乏“活力”，也就是为会用力。于是日练夜练，手臂都练肿了，肿得几乎连“老鼠”都不见了，终于练出了三十米，勉强上了及格线。

投实弹那天，老天下了点毛毛雨。老兵投完轮到我们新兵，排长安排阿木投最后，连长也上来“督战”，叫我在旁边当助手，其他战友都后撤到五十米警戒线以外、投弹点选在地势略高的地方，前面横着一道土埂，出了土埂有点顺坡，爆炸点越远坡度越大。排长再次交待要领，说投弹出手趴在土埂后，安全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拧掉柄盖，将手榴弹放进阿木手中，帮他把拉环小心套进小指，感觉得出他的手在微微颤抖。退后两步，向前垫步，甩臂扬手——糟糕，他的手是空的！原来他过于紧张，又想投远一点，向后甩臂用力过猛，手榴弹向后滑出，落在身后约十米处吱吱冒烟。“危险！叭下！”连长排长一人一个，几乎同时分别把我和阿木向前一推，四个人跃出土埂刚趴下，手榴弹“轰”地爆炸。好险！

投弹虽难，但最难为阿木的要数政治学习，讨论发言。向毛主席“早请示晚汇报”，毛主席著作“天天读”，“最高最新指示”学习不过夜，学了还要讨论，人人发言，那时的政治气候老是跟阿木过不去。阿木不会讲普通话，平时木讷寡言，不善交际沟通；学习讨论时低着头，双手放置两膝之间，十指打交叉，两脚搓地板，右脚搓了左脚搓，左脚搓完换右脚，周而复始直至学习结束。讨论一般都是阿木最后一个发言，这在班里成了不成文的规矩。战友们全部讲完后，他头更低，脸更红，地板搓得更起劲，扭扭捏捏不肯开口，活活脱脱姑娘十八。班长软硬兼施，有时他就嚅嚅几句，你正伸长耳朵想听清他讲什么，他来一句“就这样啦”，完事。当兵四年，“就这样啦”是阿木讲得最好的一句普通话。

工地上的阿木却如虎归林，干得虎虎生威。重活脏活险活全有他，要两个人抬的石头他轻轻一捧丢上车。推手推车不装将多满，只要你能装他就能推，因此压坏了几辆车，受到连长笑容满面的“批评”。在重庆南桐国防工地，一次推轨道翻斗车倒石渣，绑扎在倒渣口的安全枕木脱落，为避免翻斗车冲下山沟，他独力拉住了顺坡加速滑行的成吨重的翻斗车。那时我搞工地宣传，写了篇表扬稿，上了墙报和广播，他干得更起劲。捣制工程搞五十天大会战，会战初期我们排临时成了木工排，负责打捣制模板，阿木更是如鱼得水。凭着从小跟老爸学的木工手艺，打模板这种“大眼木匠”活简直小菜一碟，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师傅，连长排长也成了他的徒弟，一些关键部位的技术要依仗他，一次他两天三夜不下火线，高空作业时系着保险索吊在半空打着“秋千”睡觉，把连长吓个半死。会战结束，阿木受到了嘉奖。

复员后的阿木还有“后传”。当兵四年，普通话讲得一塌糊涂，阿木却又忘了乡音，回乡讲话“三不像”，乡下称之为“三合土”。刚复员回去那段时间，阿木喜欢到处走动，比在部队表现活跃多了。他常站在大队部前的空地，跟村里人展示他的“三合土”。当然忘不了把那句最拿手的普通话带回来，跟人家说话时不时来一句“就这样啦”。

村里就有人说话了：“一起当兵几个人，就阿木学到点东西，其他人都白去了！”我们听了有点哭笑不得，阿木听了却很得意。

这个阿木！

老罗和小许（外一篇）

老罗和小许相隔千里，本来毫无关联，我把他们拉到一起写进这篇短文，是因为他们都是我在部队时认识，并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过影响。

1969年冬到1970年春，我在重庆三江的重钢四厂“支左”。四川是文革重灾区，当时搞了个“中央办的**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”，在全省解决刘结挺、张西挺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问题。我们部队入川不久，没有派性色彩，派出的军宣队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。我被派驻一个大车间，与车间革委会主任一起主持学习。组织讨论必须记录，综合后向上级汇报。记录员得物色一合适人选，一要政治可靠，二要文字水平高。主任推荐老罗，一些革委会成员提出异议，说此人不关心政治，白专一个，找他也不一定干。简单问了情况，我想找他谈谈看。

晚饭后，穿过有些荒芜的厂区，我找到老罗的宿舍。是个双人房，两床一桌一椅一架书。典型的单身汉宿舍。我已知道他是钢院毕业的技术员，但他的年轻仍出乎我的意料，原来是1965年毕业进厂，才二十七八岁。不过比我大十岁左右，在我面前仍是名副其实的“老罗”。他正在看书，看得很投入，我这不速之客站到书桌前他才抬起头。“军代表”的光临让他有点受宠若惊，忙着招呼倒水让座。

我问看什么书，他将书递给我。是一本炼钢专业书。他说这几年“不务正业”，估计学习班后很快就要转上正常生产，得熟悉一下自己的专业。说着把笔记本也递给我看。我不懂他的专业，但被他的字深深吸引，一页一页翻看。他的字写得太漂亮了！是那种豪放飘逸、娴熟自然的行草，公式数据也写得十分潇洒，看得我赞不绝口，爱不释手。我要拜他为师，索要他的墨宝。他谦虚了一番，看我很有诚意，便从书架抽出一本笔记本送给我。那是一本钢笔手抄的《毛主席诗词》。

那晚我们谈得很投机，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记录任务。我着实被他感动了一番，一是在文革这样的环境里，有这么个人顶着“白专”的指责心系生产，潜心读书，实在“白”得可爱，“专”得可敬；二是他出乎意料痛快地接受任务，说明知识分子需要尊重，你给他一分尊重，他会给你十分回报。

后来他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，不但记录做得漂亮，综合材料水平也高，我们车间被厂领导和军宣队长多次表扬。他做的记录我“贪污”了一本没有上交，和那本《毛主席诗词》一起作为字帖，后来不知在那一次搬家时丢失了，他的字我也只学到一些皮毛。是为憾事。

无独有偶，后来遇到的川妹子小许同样令我感动。

离开重钢四厂后，我又被派驻过两个单位。期间部队已由重庆南桐转战内江资中，执行新的国防施工任务，一批民工配合部队施工。从重庆回部队后，连里曾把一个民工排交给我带。全排四十多人，其中有个女工班，十多个人。

有段时间我住在民工棚里，方便带队管理。这是一片荒坡，住的是油毡纸工棚，分隔开每班一间。生活条件艰苦，体力劳动繁重，晚饭后我到各班布置第二天的任务，看到民工们都躺在床上，或睡觉或摆“龙门阵”，女工的区别是嘴上摆着“龙门阵”手里织着毛衣。女工宿舍里还有着另一道“风景”：昏暗的灯光下，有个川妹子在看书，看得还挺投入，我在布置工作时她也眼不离书。一连几晚“风景”依旧，一次布置完工作我便上前问她看啥书。她挺秀气地嫣然一笑，说看闲书，我拿过一看却是高中数学课本，文革前的版本。封面上写有姓名，她说是她大哥的，由此我得知她姓许。

后来熟识了，知道她几乎与我同龄，是文革改制后的首届高中毕业生。逢休息日她和同伴到我宿舍聊聊天唱唱歌，有时也借我的歌本抄抄歌什么的。一个休息日我睡懒觉还没起床，她们便登了门，我不好意思当着她们的面穿衣服，又不好意思叫她们走，尴尬地被“堵”在被窝里和她们聊天，打那以后再也不敢睡懒觉。我曾问她，一天干活下来累得要死，怎么还有精力看那些枯燥的课本。她说两年高中脑子空空，看看可能还有用。1972年初夏，她离开民工排参加推荐考试，8月传来消息，小许上了师专，赶上了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二班车。

在文革“读书无用”的喧嚣里，老罗和小许独树一帜。岁月长河洗涮掉了许多记忆，但没有湮灭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。我复员后自学初高中课程，1974年挤上了大学恢复招生的第四班车，或多或少受了他们的影响。

一头架子猪
屈指算来，时光已经流逝三十多年，我怎么也忘不了房东田大叔和他的一家。
部队刚进驻重庆南桐矿区，我们排原来驻扎在一个温泉小公园。每天可以泡温泉洗澡，惬意是惬意，但离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的工地比较远，上下班不方便，于是进驻离工地比较近的一个小村庄，田大叔成了我们的房东。
田大叔的家在一座小石山半山腰，站在门前可以遥望灰蒙蒙的金佛山。当地的民房都是“框架结构”，先搭好木框架，盖上瓦顶，然后用竹篾“编墙”，糊上泥巴OK，我们叫他“篱笆屋”。田大叔的篱笆屋有两间正房，外加一间厨房和一间茅草盖的偏房。我们住了挨偏房的一间较大的正厅房，靠厨房那间挤着田大叔一家五口。田大叔家可谓家徒四壁，除了铺盖盆碗没一件值钱物件，最值钱的恐怕就是那头小猪。小猪在屋外圈养，田大叔说养了半年不见长个。
田大叔个头也不高，长相显老，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已五十开外。生活的艰辛刻在精瘦的脸上，也刻在沉默寡言的性格上，但不妨碍他对部队的一腔感情。房屋残陋却收拾得干净妥帖，我们一搬进来他就帮着忙前忙后。他说解放初想去当兵，父母怕打仗不让去没当成，现在部队驻进家里很高兴。他知道我们施工很辛苦，每当我们休息，不管是中午还是夜晚，他就成了我们班的“卫兵”，绝对不准孩子打闹，甚至不许鸡鸣狗叫打搅我们睡眠，否则“驱逐出境”。
我们进驻前，他的茅草偏房已租给附近煤矿的一个青工，每月换几个油盐钱。那位老兄正在“拍拖”，大概正拍在火候上，他不上夜班不到凌晨不散，甚至通宵达旦。我可苦了我们。尽管他们已尽可能压低音量减少动静，无奈我们挨着他那面墙打铺，竹篾墙漏洞百出形同于无，隔音效果太差，加上我们这些兵正值青春年少，联想能力正丰富，越是压抑的动静骚扰神经。一发现那一天那位老兄不上夜班，我们就开玩笑说，今夜大家辛苦点，又得陪他谈恋爱。一次田大叔例行“查夜”时，在门外听到全班床板“大合唱”，第二天问为啥没睡好，我们没有多想就透露了原因。不想大叔毫不犹豫地把那位老兄请走，收回了偏房。我们真有点对不起那位老兄。
这里的山是额斯特石山，放眼所及都是石头，山脚下小河边才有少量田地。石头之间有些泥土，哪怕只有巴掌大小，也种上一棵牛皮菜或者一兜红苕（番薯）苗，初看以为是小孩子种着玩的，知道实情后让人心酸。都说农民土里刨食，连土都没有还怎么刨食！这里年人均口粮谷五六十斤，只够逢年过节打打牙祭，婚宴能吃顿红苕饭已算排场。平时大多吃红苕，吃完红苕靠牛皮菜充饥。这种扯皮菜很贱生，一捧黄土就能长得肥头大耳，但味道怪怪的，吃多了直流清口水，田大叔一家每年要吃两三个月，吃得三个孩子一脸菜色。
三个孩子中，女儿已是大闺女，大儿子也已懂事，小三子还是个“鼻涕虫”。每当我们从连里打饭回来，小三子就垂涎欲滴地凑上来，大姐大哥拉也拉不走，非得田大叔尴尬在出来喝令才离开。我们大多是农村兵，是受过饥饿煎熬的一代，看见这个场面实在不忍，于是每次尽可能多打点饭回来，给孩子送一点过去。星期日班里包饺子，就近在大叔厨房煮，也留给他们一份，算是“柴火费”，把大叔大婶感动得不行。
在田大叔家住了半年多，我们完成了施工任务，要离开田大叔家了。开拔那天早上，我们刚起床就觉得有点民样，从田大叔厨房传来阵阵肉香味。开早餐时，大叔端来满满两大脸盆猪肉。原来为了欢送我们，大叔忙了大半夜，把那头猪杀了！那头猪养了一年多，我们是看着它从小猪长成架子猪，只是没饲料长不了膘，大约不足百斤吧，如果养肥卖了，大叔一家不知要派多少用场！我们可惜得不愿动勺子。田大叔也把排长请了来，排长说既然杀了就吃吧，于是我们在排长带领下，和田大叔一家吃一顿难忘的“鱼水宴”。
宴后，排长率领我们来到饮事班，软硬兼施扛了一袋大米和一袋面粉留给大叔。这绝非作为补偿，大叔对子弟兵那份情是无价的，聊表一点心意罢了。
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想回去看看田大叔，也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，不知何年能偿我愿。

川中之冬

在工地上奋战了一整天，疲惫占领了整个身心。吃过晚饭，“天天读”和晚点名前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，我们几个战友来到营房后的山坡散步。

时为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，我们部队正在川中资中县执行国防施工任务。论季节还是秋天，却北风习习，穿着绒衣也难御寒意袭身——冬天似已迫不及待。提前降临川中大地。天空覆盖着低厚的云层，终日不见阳光，令人想起那句著名的唐诗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我们在山坡上兜了一圈，便在坡顶一块大石头背风的一面坐下来休息。西望浓厚的云层边，忽现无比瑰丽的一抹晚霞，随着天色向晚又很快淡去，乃至被黑重的云团吞噬，消失在遥远的西天。

一直翘着腿躺在地上的一位江西老表，这时突然坐起来对我说，“副班长，知道不，我们的副统帅没了！”

这家伙来自革命老区，父亲是老革命，消息灵通，平时我们都乐意听他的“小广播”。但这一条消息非同一般，当场把我们“炸”懵了，大家面面相觑。好一会才回过神来，我问：“怎么没的？”“坐飞机摔死的。”听得大家一愣一愣的。班长没出来，在场几个只有我带“长”于是就有了一份责任，我说：“你可别胡说，大家也别乱传，搞不好要出事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去吧！”

看来老表没有胡说。革命的“宗教”仪式“早请示”、“晚汇报”已经停止，不再一早一晚三呼“毛主席万寿无疆”、“林副主席永远健康”，如果此前还莫名其妙的话，现在已经发人深思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海一片迷茫。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代，当时思想单纯狂热，立志跟着领袖解放全人类，实现世界一片红。林彪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，班还没接怎么会摔死呢？

老表真的没有胡说。各种传闻在军营里不翼而飞，许多细节都有详尽的传说，由不得你不信。特别是关于林彪摔死的真相，竟然是谋杀领袖、抢班夺权、叛徒摔死！思想的混乱和矛盾伴随我们走过那段日子，我们宁愿这是谬传，不愿相信这是事实。多少年了，意识深处的林彪已经和毛主席一样神化，无数人每天两次六遍敬祝他“永远健康”，这样的神怎会死,而且是摔死呢？

然而，老表确实没有胡说，一切都是真的。刚过国庆节，全团集合开会，不准携带武器。会场岗哨林立。哨兵荷枪实弹，据说是军区特勤部队，一说是总后渝办警卫部队，反正不是我们团的。部队集合“引进”哨兵，这在部队历史上没有先例，平添了几分紧张气氛，使人 一看便知非同寻常。部队集合有拉歌的传统，一般是二级单位对拉，气氛活跃热烈，这次集合一改以往。全团鸦雀无声等待开会。

果然是传达9.13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。尽管已有传言，对这次集合也有预感，但林彪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，思想之阴暗，手段之残忍，还是把我们震得目瞪口呆，毛骨悚然，总有一种悬在半空的感觉。我们这些走进军营的红卫兵，多年来所听所读都是林彪英勇善战神机妙算功勋彪炳，扎根心中的是林彪手持红宝书亦步亦趋紧跟毛主席的形象。如今亲耳聆听中央文件披露其罪行，一如天上地下，赤道寒极，落差太大了，太难以让人接受。

听完文件回到营房，我们都像大病一场，身心俱疲。崇拜多年的神像轰然坍塌，引发一场信仰危机，每个人心中都悬着一个问号：我们紧紧追随的**D，我们认为无比神圣的最高层，难道就是这个样子的么？此后一个月，部队反复学习毛主席南巡讲话，度过了这场信仰危机。我们的最大收获是打破了迷信，用唯物辩证法看待**D，包括它的最高层。那段时间，一句名言常挂在大家嘴上，那是毛主席老人家针对林彪叛逃说的，无奈中透视着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豁达胸怀：

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去吧！”

川中这个冬天来得早，而且特别寒冷。9.13事件导致中苏关系降至冰点，部队战备升级，年底我奉命到团教导队集训，期间下了川中多年来的第一场雪。

士兵与蚊子
就个体而言，士兵与蚊子孰强孰弱不言而喻。但1972年初夏某夜，在四川资中某国防工地，一名副武装的士兵却与一只蚊子展开了一场“生死”搏斗，并以士兵的失败而告终。这名士兵就是我。
那时我在工程兵某部服役，部队在完成一项施工任务后转战资中，在一片荒坡和山地上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兵工城。1971年9.13林彪事件后，备战气氛空前紧张。我们连参加一段厂房基建后，临时变成了“铁道兵”，受命打通铁路专线的隧道。1972年初夏开赴工地，给隧道口切除地皮。正式开打前不实行三班倒作业，连里决定晚上向工地派出一个流动哨，确保机械设备的安全。
那晚轮到我们班上哨，我站最苦的凌晨两点至四点一岗。哨区在离营房两公里远的荒坡上。我虽然已是三年军龄的老兵，但毕竟才十九岁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孤身单兵远离营房上哨还是第一次。一路上蛇鼠惊扰，草木皆兵，老怀疑有敌人埋伏，加上初夏的川中已溽热难耐，我汗流浃背跌跌撞撞赶到哨区接班，在哨区巡查一遍后，便挑选了个隐蔽的位置，瞪大眼睛放起暗哨，不敢有半点松懈。
刚静下来，一群蚊子就盯上了我。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里的蚊子。这是一种山蚊，个大，凶狠，毒剧，叮上一口能让你痒痛几天。最可怕的是它们“智商”极高，你的蚊帐掖得再紧，它也能找到缝隙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钻进去给你“美容”，让你全身上下“一片红”，痒痛难忍，毛骨悚然。见蚊子围攻上来，我的神经本能地紧张起来。先是一手持枪，一手驱赶，但过了几秒钟蚊子又攻上来，大概它们祖祖辈辈从未品尝过这么鲜美的夜宵，无论如何它们也不肯放弃。单手驱赶效果不佳，我便把半自动步枪靠放在身后的土坎，双手挥舞驱赶，但不敢拍打，怕弄出动静暴露哨位。
人蚊对峙约二十多分钟，蚊子显得不耐烦了，进攻越来越频密，赶也赶不走，我不得不加大力度，抡转身体驱赶。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一只狡猾的蚊子轰炸机般冲进了我的右耳的内耳郭“领空”。我一惊，忙用手去堵耳道口——为时晚矣，蚊子钻进了我的耳道！我赶紧用小手指去抠。不抠还好，一抠撑宽了耳道，蚊子嗤溜一下进了耳室！
嘴巴可以紧闭，鼻孔可以喷气，耳朵是人体唯一不能自我设防的可钻之“空”。不管是老谋深算，还是误打误撞，蚊子这一招太阴了！这只可恶的蚊子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嚅的孙猴子，把我的耳室当作练功场，兴奋地鸣叫，不断地振翅敲击耳鼓，搅得痒痒的浑身难受极了。我已顾不得暴露哨位，忙打亮小手电，从地上摘下一段草梗，折起当耳勺伸进耳朵里，想把蚊子掏出来。忙乎了十多分钟不见效，反而把自己搞得更难受。于是我又侧勾着头，倒着耳朵不停地蹦跳，想把蚊子蹦出来。蹦了几分钟，耳朵里没了动静，，蚊子到底被我蹦出来了！嘿，一只小小昆虫，试问能耐几许？怎敌人类的智慧与力量！我吐了口气，顿觉通体舒畅。
正为自己的胜利窃喜，没想过了一阵子，耳朵里嗡嗡地又闹腾起来。大概蚊子刚才闹累了，休息一会又缓过劲来，我只得又蹦起来。如此反复数次仍不见效，一股焦灼烦躁在心头升腾，我失去了信心，精疲力竭地坐在地上，靠着土地坎休息一会，考虑对策。还是无计可施，我使 后一招——用手指死死地堵塞紧两边耳道，想把蚊子闷死在里面。其实这是黔驴技穷，病急乱投医，口鼻耳相通，再说蚊子用得了多少空气，哪能闷死蚊子！事后想起来可笑，但当时我还为自己的“高招“得意。堵塞了十多分钟，听到里面好久没了动静，以为大功告成，我也近似虚脱，于是放开手指，长长地出了口气。
谁想气还没出匀，只听嗡的一声，耳朵里的蚊子居然飞了出去！其动作之迅速，绝对出乎我的意料，令我目瞪口呆，为蚊子的狡猾，也为自己的失败。
约一个小时的搏斗就这样结束。我抓起身边上了刺刀的步枪，呆呆地望着星空。苍穹深邃莫测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三两颗星星，隐隐约约对我眨起嘲笑的眼睛。但这个结局却使我的认知在瞬间得到升华：
强中有弱，弱中有强；山外青山，楼外高楼；黔之驴，纸老虎；尺有短，寸有长；糯米治木虱，一物降一物——从宏观到微观，从宇宙到人生，从社会到个人，这种“变数”现象无孔不入，唯物辩证法无处不在。

云烟生处 发表于 2012-10-12 14:23
几十年过去，家前屋后的景物已经完全改观，但那个儿时的梦依然清晰如初，它已经深嵌在我记忆深处。

那南 ...

多谢欣赏！

书记与士兵

南国的春晖洒满信宜山城，李大来觉得浑身热烘烘的，便脱下军上衣搭在左臂上，右手提着行李，沿着车水马龙的大街走向县委招待所。

此刻大来的心里也奔突着一股热流。入伍整整二十年，故乡长作梦中聚。当兵光荣，戎装任重，离上次探家整十年，他才得以探望阔别的故乡。山绿了，水秀了，人富了，城美了，故乡变得不敢相认了，改革开放带来的故乡巨变令他兴奋不已。刚到汽车站买好第二天归队的车票，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归队前见见不曾谋面的家乡“父母官”——陈子璜书记。于是就近下塌县委招待所。

然而，百忙中的陈书记却下了乡，万家灯火人未归，在招待所的房间里，大来和几个复员在县城工作的战友叙旧。十年别情浓，本来健谈的大来却听得多说得少。他心有不安：作为领导百万百姓的县委一把手，书记是个大忙人，打搅他是不是太冒昧了？在归队的前夜，下午踏进县委办时那种隐约不安的心绪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得更强烈了。他举棋不定，书记披星夜归后，要不要再去打搅他。

就在大来心猿意马地和战友聊着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料到，陈书记竟然出现在房间门口。原来，书记从乡下归来，听说有位从部队回来探家的同志想见见他，一吃完晚饭就赶来了。书记和大来亲切握手、问候，落座后详细地问起了部队的情况，从训练、学习到生活、身体，从大来本人到信宜籍其他战士。大来逐一向书记作了汇报。

“离家这么多年，家里有什么困难吗？我们县委主观上是注意了落实优抚政策的，但很难说每项工作都做到了家。有什么问题和要求不怕提出来，自家人嘛！”大来感谢书记兄长般的关心。书记说，国无兵不宁，搞好优抚，解除子弟兵的后顾之忧，是国防教育的重要一环，县委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“当然，经济是国防的基础，县委的中心工作是抓经济建设，国家富了，家乡富了，优抚工作会水涨船高的。”

话题转入经济建设。聊到大来的老家钱排镇，书记如数家珍摆起了那里山山水水的优长劣短，历史、现状、前景……并由此而及全县，谈了县委发展信宜经济的战略构想，也希望大来为家乡的建设出出主意。

言谈间书记没有架子，没有官腔，只有家常式的随和，朋友般的诚恳。在座的几位已经脱下军装的战友，喧宾夺主七嘴八舌地和书记交谈起来。他们当中，有的原来已与平易近人的书记相熟，有的也是初次接触，但谁也不觉得拘束，大家边品茶边纷纷发表“高见”，气氛融洽热烈。一时反而被“冷落”在一旁的大来觉得，有这样一位“父母官”，家乡一定能实现经济腾飞的宏愿。本来他还真想谈上个一二三，现在觉得实在多余。他只是谈了这次故乡之行的感受，谈了家乡巨变对自己的鼓舞，表示要把家乡的关怀带回部队带给战友，合力筑好国防“长城”。依依故乡情，拳拳战士心。夜深了，书记与大来“自家人”般的亲切交谈结束了。临别之际，书记让大来给信宜籍干部战士捎个好。大来把书记送出老远，心里充满歉意：不知案头有多少工作等着这位“父母官”呢……

补记：以上文字发表于1989年5月。大来是信宜中学“老三届”高中生，是我同年入伍的战友，最后官至团政委。我复员后一度失去联系，1986年我参加编写《信宜县志》，因收集人物录续上联系。当兵的二十年后相聚县城，我是在场的战友之一。竖年大来转业茂名，我赴茂公干还与他聚过首，相谈甚欢。不想一年后，大来竟在一次车祸中遭遇不幸。特录此文以志怀念，愿大来九泉安息。